• 中國機構的參與範圍主要限於與全球挑戰相關的領域，例如氣候、生物多樣性和糧食。在人工智能、電信、微電子、量子技術和生物技術等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高科技項目方面實際上被拒之門外。這標誌著“低風險開放，高風險限制”原則已制度化。
• 該計劃形式上側重於民用研究，但實際上歐盟是在擴大對“敏感技術”一詞的解釋。這標誌著科學全球化模式正向技術選擇和合作夥伴篩選模式的轉變。布魯塞爾方面將這些舉措歸因於對安全的考量，但批評人士指出，該計劃的民用性質與其事實上的“安全化”之間存在矛盾。
• 在限制措施實施之前，中國機構參與了超過一百個“地平線歐洲”項目，歐中聯合出版物數量穩步增長，其科學影響力堪比跨大西洋合作。
• 這些限制措施恰逢中國在量子研究、下一代電信標準等諸多前沿領域地位不斷提升之際。在此背景下，歐盟的這些措施不僅被視為一種保護措施，也被視為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維護自身技術主權的嘗試。
• 在歐盟內部，這項政策符合近年來歐盟對華“風險規避”戰略，也反映了其成員國在技術獨立問題上尋求更強硬立場而表現出來的壓力。
歐盟的上述決定反映了歐洲戰略自主與對國際科學合作的依賴之間日益加劇的緊張關係。正在發生一種轉變，即從互補型科學夥伴關係的邏輯轉向優先考慮戰略自主性的選擇性互動模式。這種轉變降低了關鍵技術轉讓的風險，但同時也限制了聯合突破性研究潛力的發揮，進而加劇了全球科學領域的碎片化以及中歐之間的結構性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