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3月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介紹，一年來，加快美麗中國建設，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扎實開展大氣污染防治提質增效行動，持續加強大江大河和重要湖庫保護，啓動實施美麗中國先行區建設，加快重點行業綠色低碳轉型。第一批“沙戈荒”新能源基地項目基本建成投產，新型儲能裝機規模超過1.3億千瓦，非化石能源消費佔比達到21.7%。
擺脫“資源詛咒”：技術突圍破解對外依存困局
受“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制約，中國化石能源對外依存度結構性偏高。其中原油對外依存度長期居高不下，自2018年突破70%後，2024年仍高達72.2%，預計2025年維持在73%左右。天然氣方面，目前約40%的消費量依賴進口。這種高度依賴進口的局面，構成了中國能源安全的核心挑戰。
針對可再生能源和儲能的快速增長是否能降低中國在化石燃料市場遭受外部衝擊的脆弱性，許勤華指出，可再生能源的規模化發展正重塑中國能源安全的底層邏輯。這種影響並非簡單的“資源替代”實現，而是完成了從“資源依賴”向“製造與技術自主”的範式轉型。
專家指出，中國傳統化石能源對外依存度長期較高，當國際市場出現衝擊——例如戰爭、制裁或供應鏈中斷時，國內經濟容易受到輸入型通脹影響。而光伏、風電等可再生能源具有邊際成本低的特點，一旦裝機完成，其發電成本基本不受國際油氣價格波動影響。因此，隨著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費中的佔比上升，國際油氣價格對國內能源價格體系的影響會逐步減弱。
專家進一步分析，新能源裝機量的增加能夠顯著提升能源體系的結構性安全，中國的能源安全不再取決於海外油氣資產以及海上運輸通道的安全穩定，而是受國內“電網穩定性與儲能容量”影響。隨著新型儲能與特高壓輸電技術的普及，中國能源體系的自主可控性顯著增強，對外部能源供給中斷的脆弱性得以結構性緩解。
許勤華強調，這種轉型是漸進的“結構性替代”，而非一蹴而就的瞬時“脫鈎”。傳統工業對於油氣的路徑依賴依然深厚；交通運輸部門的航空與航運領域，石油替代速度也相對緩慢。當前中國的能源綠色轉型正處在“破”與“立”的戰略交匯期，如何處理存量化石能源的穩定供應與增量新能源的有序並網之間的關係，是當前能源政策必須面對的挑戰。
角色躍遷：從能源輸入國到方案提供者
談及綠色轉型對國際合作的影響，許勤華表示，在新一輪工業革命與氣候危機的雙重浪潮之下，能源綠色轉型不再只是可選項，而是成為必選項，它正在根本性地重構國際地緣經濟格局。對中國而言，這一過程不僅是技術與產能的輸出，更是從“能源輸入國”向“全球綠色方案提供者”的角色躍遷。
截至2025年底，中國多晶硅、硅片全球產能佔比分別高達96%和96.2%，電池片、組件佔比達91.3%和80.1%；動力電池領域，中國向全球供應超60%的動力電池，全球裝車量前十企業中企佔據七席。通過“一帶一路”，中國已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綠色能源項目合作，2025年“新三樣”出口額達1.28萬億元，同比增長28%。
她表示， 中國憑借先進的新能源技術已成為全球清潔能源產業鏈的核心供應商。通過“一帶一路”等倡議，中國正向全球提供具有價格競爭力的綠色技術和解決方案，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低碳轉型，獲得普惠性發展。全球碳中和目標使得綠色能源也正成為各國的共同利益。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入和產能，有助於全球碳減排目標的達成，在氣候峰會、綠色技術標準共建等領域的多邊合作也推動了綠色命運共同體的形成。
博弈新局：協同與摩擦並存
然而，隨著綠色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國際合作也面臨新的挑戰。許勤華分析，綠色轉型推動國際合作從傳統能源博弈轉向綠色技術、產業鏈、氣候治理的深度協同，既催生了新型夥伴關係，也引發規則與競爭博弈。
首先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歐美等主要經濟體出於保護本土產業的考量，開始頻繁使用‘產能過剩’論調或加徵關稅等手段進行‘去風險’。這意味著未來的國際合作將更多地伴隨著貿易規則的博弈。
其次，資源供應鏈爭奪也成為熱點，能源博弈正在從“原油供給”轉向“關鍵礦產（鋰、鈷、稀土）供應鏈”與“高端製造工藝”的爭奪。
最後是規則主導權之爭，綠色話語權、碳排放標準與減排責任劃分，已成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談判桌上的核心議題。
專家總結道，關於綠色轉型的國際合作將呈現“協同與摩擦並存”的雙軌特徵。一方面，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剛需，以合作為主基調；另一方面，在清潔能源產業鏈關鍵節點的控制權上，國家間的博弈將更加常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