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巴拿馬政府強行進入由長江和記旗下公司巴拿馬港口公司運營的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接管了這兩個貨櫃碼頭的行政及營運控制權，並禁止原公司代表進入。香港特區政府2月24日發佈公報，嚴正抗議並譴責巴拿馬政府的粗暴行徑，指出其嚴重損害香港企業的合法權益，違反合約精神。特區政府發言人重申，巴拿馬最高法院此前作出的所謂違憲裁定，完全是罔顧事實，背信棄義。
核心衝擊：契約精神遭破壞，主權風險信號強烈
劉英告訴衛星通訊社，該事件並非單純的商業糾紛升級，而是涉及司法、行政乃至地緣政治層面的複雜現象，也是多股力量交織、共同作用的結果。巴拿馬政府的行為不僅破壞了基本的國際經貿投資規則，更對契約精神與營商環境造成了嚴重衝擊與破壞。
“事實上雙方合作的內容標定非常明確，無論巴方以何種理由進行表述，其行為本質上是通過行政力量直接干預或禁止原運營方代表進入現場。”劉英強調，“這種做法在國際投資者看來，是強烈的主權風險信號，巴拿馬營商環境的可信度也在大幅降低。”
她分析稱，該事件雖以法律程序為表象，但其背後實則蘊含著明顯的政治經濟動因，背景是美方圍繞巴拿馬運河影響力展開的爭奪。港口作為重要的戰略基礎設施，通常被納入國家安全與主權範疇。“即使在程序上存在判決文書，但市場仍會將其視為政治與法律聯動作用的結果，並據此進行定價。”
此外，法律仲裁及後續索賠程序可能曠日持久，但資產可控性的損失卻具有即時性，控制權、現金流及關鍵設備的實際掌控等核心要素，均可能在短期內遭受不可逆的損害。
風險評估：框架根本性轉變，政治風險成關鍵變量
針對如何評估中國海外資產面臨風險的問題，劉英認為需從多維度進行系統性分析。她明確指出，中國海外資產所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地緣政治風險，或更準確地說，是商業風險升級為“綜合主權風險包”。
“此類風險表明，對中國（包括香港特區）企業海外資產的評估框架已發生根本性轉變。”劉英解釋稱，傳統風險類型正逐步被更嚴峻的綜合性風險所取代，其中主權風險已成為關鍵構成要素。這種風險升級尤其體現在港口、能源、礦產、通信等戰略資產領域。
她進一步剖析了風險交織的複雜圖景：一方面，法律風險與監管風險交織。法院裁定背後潛藏地緣政治因素，可能引發審計追責、許可撤銷等組合措施，會動搖原有合同效力與續約預期。另一方面，地緣政治風險又與選舉週期風險疊加。具體表現為政權更迭、民族主義敘事抬頭等，國內政權的不穩定導致政策連續性及穩定性問題，需引起高度重視。
此外，大國博弈態勢持續加劇，東道國可能面臨站隊壓力，從而調整對外資的態度，戰略資產首當其衝。同時，運營中斷與安全風險並存，正常經營可能受外部壓力干擾。在風險管理中，還需同步強化聲譽風險、國別風險及投融資風險的防控。“一旦資產被貼上政治敏感標籤，將引發系統性連鎖反應：保險成本攀升、再融資渠道受阻、信用評級下調、合作夥伴意願減弱等。”
應對之策：構建協同機制，實現義利平衡的本地化
在推進國際化戰略的過程中，劉英強調中國企業需構建政治與利益相關方的協同機制。通過與跨黨派、跨部門及工會社區的長期溝通，將稅收培訓與社會責任融入本地化合同體系，真正實現本地化，與當地社區、企業、員工及國家共同成長。
“這一過程強調雙向互動而非單方面逐利，其核心在於踐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理念，實現義利平衡。”她最後表示，具體而言，需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以及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作為共建國家和共建企業的行動指南，確保國際化進程本地化、可持續性和包容性。
針對巴拿馬政府強行接管香港長江和記集團營運的兩個港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2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答問時表示，中方在巴拿馬有關港口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的。有關企業已經發表了聲明，表示將保留包括訴諸法律程序在內的一切權利。中方將堅決維護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