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局發表聲明稱，這樣的目的“不可能實現”。台北方面強調，台灣數十年來建立的半導體生態系統，不可能在不損失效率和競爭優勢的情況下輕易轉移。
事件發生的背景
新貿易協定達成後，美國將大部分台灣商品的關稅從20%降至15%，並擴大了台灣芯片的免稅進口配額。作為回應，台北承諾科技公司將在美國進行2500億美元的直接投資，並提供另外2500億美元的信貸支持，以擴大其產能。
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此前聲稱，計劃在特朗普本屆總統任期內將台灣40%的芯片供應鏈轉移到美國。他還威脅要對未能實現本地化生產的公司徵收100%的關稅。
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製造商台積電在美國的投資已經超過650億美元，並計劃將投資額增加到1650億美元。然而，華盛頓所指望的不僅是這些巨頭，還有供應鏈中數百家中小企業。
台灣為何抵制？
台灣模式基於設備製造商、材料製造商、設計局和晶圓廠在有限區域內的深度整合。轉移這樣一個生態系統不僅意味著要建造工廠，還要重建整個產業集群。
在美國生產微電子行業成本較高，且高級勞動力短缺。這自然會降低大規模轉移帶來的經濟上的可行性。
地緣政治因素。 “硅盾”概念表明，台灣在全球芯片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強化了美國維護其自主性的利益，也是美國支持台灣的重要因素。大規模的生產外移會削弱這一謀略。
台灣已實施“N-2規則”，即台積電海外工廠使用的技術至少比台灣本土技術落後兩代。這使得台灣優先將最先進的技術本土化。
結論
美國的戰略看上去自相矛盾。一方面，華盛頓試圖在與北京的對抗中維護並最大限度地利用台灣這一戰略資產。另一方面，美國實際上又在試圖部分瓦解台灣的產業集中度。而正是這種產業集中度才使台灣成為全球技術架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國試圖以行政手段設定40%的目標，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與中國競爭的政治邏輯，而非產業理性。在與中國的激烈競爭中，美國既力求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脆弱性，同時也阻止中國獲得先進的供應鏈。然而，對台灣施加過大壓力可能會適得其反：導致成本上升和全球市場碎片化。
要求實施大規模生產轉移與其說是一項經濟考量，不如說是針對中國更廣泛的技術對抗政策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既是合作夥伴，也是被施壓的對象。這進一步凸顯了美台中三角關係中的結構性緊張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