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國際貿易法院1月26日的法庭文件，比亞迪旗下四家美國子公司作為原告提起訴訟，要求退還自去年4月以來繳納的所有關稅。訴訟指出，特朗普政府動用IEEPA徵收邊境稅缺乏法律授權，因為“IEEPA文本中未出現‘關稅’或任何同義詞”。
鄧志松認為，對於美國援引IEEPA加徵高關稅的做法，可以從法理層面的法律授權結構及國際經貿秩序兩個角度進行討論。
“IEEPA的核心授權條款允許美國總統在宣佈國家緊急狀態以應對“來自境外的異常且極端的威脅”後，規制、預防或禁止任何涉及受管制國家或國民利益的財產交易。然而，IEEPA沒有明確允許將關稅或稅收等作為所謂“應對威脅”的工具。”鄧志松稱。
從國際經貿秩序角度而言，鄧志松認為，高關稅措施客觀上會提高貿易成本，擾動全球供應鏈，並可能對企業經營和消費者利益產生負面影響。中國一貫主張通過平等協商解決經貿分歧，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以關稅為工具的極限施壓，強調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在此背景下，美國政府頻繁、廣泛地動用緊急權力加徵關稅，或被國際社會視為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政策工具。
據瞭解，比亞迪未在美國銷售乘用車，但其在美業務涵蓋巴士和商用車、電池和太陽能板等。比亞迪官網顯示，其北美公司在加州蘭開斯特的卡車工廠雇傭750名員工，其在北美的年收入估計落在5億至10億美元之間。如果勝訴，不僅可降低運營壓力，還可能為乘用車進入北美市場掃清障礙。
在鄧志松看來，中國企業在美國法院維護合法權益，存在制度上的博弈空間，但也面臨較強的不確定性。一旦相關措施被認定為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對外政策事項，美國法院在審查上往往會給予行政部門一定程度的尊重空間。此外，美國訴訟程序複雜、成本較高，證據開示規則嚴格，中國企業還可能面臨美方跨境取證要求與中國法律義務之間的協調問題。這些因素都會對維權進程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