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月9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395票贊成、2票反對的壓倒性票數通過了所謂“保護台灣法案”。法案規定，若中國大陸的行為威脅到台灣人民的安全、社會或經濟制度，美國應在最大可行範圍內，將中國代表排除在二十國集團（G20）、國際清算銀行（BIS）以及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等國際金融機制和組織之外。
台媒宣稱，法案中列出的組織涵蓋全球經濟治理核心，如果大陸失去這些席位，“將無法參與制定全球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市場的規則，進而失去重要話語權與影響力”。
“保護台灣法案”由美國眾議員盧卡斯拋出。他在投票前聲稱，這項法案傳達出明確的信息，即如果中方意圖與台灣發生衝突，就必須準備承擔後果。而美國的回應“應當是強而有力的”，並包含多項制裁與經濟懲罰，“而將中國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必須成為其中一環”。
錢亞旭認為，“台灣保護法案”可視作1979年簽署的“與台灣關係法”的延續，二者均是冷戰思維的產物。從中可看出，美國單邊主義行徑在公然踐踏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基本准則，試圖將金融工具武器化以遏制中國崛起，並將台灣作為一枚棋子。此舉無疑加劇了台海緊張局勢。
美國眾議院通過所謂的“台灣保護法案”既違反了國際法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也有悖國際金融規則。在錢亞旭看來，其行為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政客在中期選舉臨近之際，將涉台議題作為轉移國內矛盾的政治資本。
至於如何應對該問題，專家指出，中國始終秉持戰略定力與靈活應對相結合的原則。一方面，中國堅定不移地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以最大誠意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另一方面，中國也做好了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任何外部勢力若試圖干預中國統一的歷史進程，必將遭到雷霆般的堅決回擊。
專家提到，當前中國已構建起一套多層次的反制體系，至少包含五大核心機制：
第一是法律反制，依託2021年6月實施的《反外國制裁法》，該機制通過反向威懾，對實施制裁的個人及實體採取對等法律措施，禁止其在中國境內承認、執行或遵守非法制裁。同時，國家還建立了反外國制裁工作協調機制，確保快速響應與處置。
第二是金融防禦，持續構建金融防火牆，比如推進本地結算網絡建設，當前我國已與40多個國家簽署本幣互換協議，同時CIPS系統也覆蓋了100多個國家。另外，我國還不斷優化外匯儲備結構，提升儲備資產多元化水平，增強金融機構韌性，穩步推進數字貨幣領域佈局，深化央行數字貨幣國際合作。
第三是加強國際組織的博弈能力。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在國際舞台上擁有了更強的話語權，並積極參與規則的制定。例如，在G20等重要組織中，中國都佔據著關鍵席位，能夠積極推動全球金融規則的制定，從而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此外，我們還通過推動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邊開發機構的建設，形成了替代機制，促進了金融平台的多元化發展。
第四是經濟自主，這也是我國應對風險的壓艙石。通過進一步升級產業鏈和深化區域合作，我們構建了多元化的經貿網絡，從而有效抵御了單邊打壓的風險。
第五是豐富多樣的反制政策工具箱。在政策層面，我們可實施定向制裁，針對美國的實體與個人採取對等反制措施；在貿易領域，我們能針對美國的敏感產業和地區實施精准打擊。此外，在技術反制方面，我們在稀土、新能源、材料等關鍵領域也具備顯著優勢。
該法案在眾議院通過後，將提交美國國會參議院審議。只有在參議院得到通過後，法案才會提交給美國總統特朗普。
“雖然該法案目前僅在眾議院通過，尚未進入參議院審議，但顯然已涉及中國內政。事實上，美國無權單方面決定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若將中國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將損害全球經濟，包括美國自身利益。”錢亞旭指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多次指出，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同中國台灣地區開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這一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中方敦促美方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停止美台官方往來，不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