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聯盟中自民黨獲316席，單獨超過修憲所需的三分之二議席門檻，屬戰後首次。陳洋指出，選舉結果“毫無懸念”地確保高市留任，並“在制度層面極大強化了自民黨的立法主導權”，使日本政治正式進入一個“權力高度集中期”。
陳洋分析稱，自民黨在眾院壓倒性優勢將改變日本政治生態：將使高市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幾乎不再受在野黨牽制。即便參議院未佔多數，眾院仍可啓動再表決機制單方面推動法案，令政府在防衛、安全、經安乃至修憲議題上“擁有前所未有的操作空間”。
他進一步解讀選舉結果的社會政治內涵：“這一結果不完全等同於日本社會整體‘右轉’，而是結構性政治選擇產物。一方面，在野黨長期分散、缺乏清晰的政策主張與可信的執政形象，難以形成真正的替代力量；另一方面，在通脹壓力、日元貶值、地區安全環境趨緊等多重不確定性疊加背景下，選民更傾向於將選票投向‘穩定’‘強勢’的執政黨。高市將強硬外交安保與短期經濟紓困捆綁，塑造了‘強政府才能應對危機’的敘事。”
談及政策走向，陳洋預判此次選舉為“激進化”提供條件：高市一貫主張突破“專守防衛”的傳統解釋，強調強化反擊能力、提高防衛預算、推進安保立法的制度化。在眾院幾乎不存在實質性政治阻力的情況下，這些政策主張有望加速落實，並通過‘事實先行’的方式為修憲創造條件。日本安保政策料將進一步擺脫戰後克制框架，向更具進攻性色彩的威懾邏輯轉變。
選舉後，高市早苗2月9日就中日關係稱，推進戰略互惠關係方針不變，將“繼續溝通，從國家利益出發冷靜妥善應對”。
陳洋指出，中日關係面臨的是“制度化收緊”而非簡單對抗升級。在涉台、涉海等核心議題上，日方政策表述將更明確強硬；戰略上將“更主動地嵌入美國對華戰略框架”。壓力將通過規則、立法及多邊機制實施，例如以“經濟安全”“供應鏈韌性”為名立法，利用G7、Quad等多邊平台塑造共識，使摩擦“更具長期性和結構性，緩解難度明顯加大”。
但他同時強調，日本不具備對華全面對抗條件，經濟高度互依使工商界及地方仍有強烈合作需求。因此，高市對華政策很可能呈現“政治安全領域強硬、經貿領域審慎分化”的雙軌特徵，經貿往來等“穩定器”作用正在減弱。
陳洋總結說，此次選舉標誌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一個更集中、更強勢、也更容易陷入路徑依賴的日本政府正式成型。對中日關係而言，這並不意味著立即失控，而是進入一個摩擦常態化、風險前移、戰略互信持續下滑的新階段。未來一段時期，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是否出現突發性事件，而在於雙方能否在戰略認知高度不對稱的情況下，避免誤判與政策外溢。這不僅考驗外交技巧，更考驗戰略定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2月9日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對日政策保持穩定連續，“不會因日本某一次選舉而變化”。他敦促日方“正視而不是漠視國際社會關切；走和平發展道路，而不是重蹈軍國主義覆轍；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而不是背信棄義”，並警告“日本極右翼勢力若誤判形勢、恣意妄為，必將遭到日本人民的抵制和國際社會迎頭痛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