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達爾文港租約始於2015年，澳大利亞北領地政府以5.06億澳元的價格，將港口99年的所有權出租給中資企業嵐橋集團。澳總理阿爾巴尼斯在連任後多次承諾，其政府將收回達爾文港。據媒體報道，儘管澳方多輪審查均表明，將達爾文港出售給中企並不存在所謂“國家安全風險”，但阿爾巴尼斯仍宣稱，這筆交易不符合澳大利亞國家利益。
對此，陳弘認為，澳大利亞對達爾文港的執著，本質上是一種被安全敘事綁架的政治焦慮，而不是理性、冷靜的國家利益計算。
他對衛星通訊社說：“這個港口當年是在完全合法、公開、透明的商業框架下，以99年租約方式引入中國企業投資的，既不是軍事基地，也不涉及主權轉讓。如今卻被反復包裝成‘國家安全漏洞’，恰恰說明問題並不在港口本身，而在澳大利亞自身戰略的一大錯誤判斷。”
專家指出，事實上，達爾文港已成為澳大利亞對美戰略依附的象徵性籌碼。隨著澳方不斷將自身安全與美國“印太戰略”深度捆綁，任何與中國相關的基礎設施都會被預設為“潛在威脅”，哪怕缺乏事實依據，也要先入為主地加以構陷和破壞。
陳弘表示：“所謂‘國家利益’，在這裡很大程度上已經被偷換概念，實質上服務的是同盟政治和國內政治表演，而不是澳大利亞經濟長期利益或國際信譽。一個值得警惕的信號是，澳大利亞正在把依法治國、契約精神和投資安全，主動讓位於情緒化的安全想象，這對一個以‘規則’和‘法治’自詡的國家而言，本身就是巨大的自我否定。”
專家分析稱，澳方在短期內幾乎不可能真正“放下”達爾文港議題，因為這已經不只是一個港口，而是一張政治標籤、一面意識形態旗幟。
“政府即便明知強制收回代價高昂，也會在制度設計上不斷加碼，通過審查、評估、立法威懾等方式，逼迫中國企業‘知難而退’，從而製造一個‘看似合法、實則政治驅動’的退出結果。但這種做法無論包裝得多麼精緻，本質上都是對市場原則和國際投資規則的破壞。” 陳弘進一步指出。
面對澳方壓力，中國多次闡明立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2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此事回應稱，中方願意重申，有關中國企業是通過市場的方式獲得達爾文港的租約，其合法權益應該受到充分保護。同時，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肖千表示，“如果嵐橋集團被迫退出該港口，我認為這也可能影響中國企業與澳大利亞該地區之間的實質性投資、合作與貿易。”
對此，陳弘警告稱，如果事態繼續沿這一軌道發展，真正受損的將不僅是中澳關係，更是澳大利亞自身的國家形象和戰略信譽。
他說：“一旦‘政治不喜歡’就可以推翻既有商業合同，澳大利亞未來很難再以‘安全、穩定、可預期’的投資目的地自居。更重要的是，達爾文港問題將再次暴露澳大利亞的結構性困境：它一邊高喊戰略自主，一邊卻在關鍵議題上高度外包判斷權；一邊希望維持對華經貿紅利，一邊又不斷製造新的政治雷區。長遠看，這種自我撕裂，才是澳大利亞國家利益面臨的最大風險，而達爾文港，則是又一次犧牲自我長遠利益的‘示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