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英指出：“達沃斯論壇通常被視為一個尋求共識、促進世界經濟增長並解決相關問題的平台。然而，本屆論壇可能已超越傳統對話平台的角色，成為地緣衝突的展示櫥窗。儘管論壇依然秉持對話精神，包括匯集了130多個國家約3000多名代表、60多位元首、850多位CEO及科技領袖，且議程設計強調多利益相關方的協調，但實際反映的可能卻是對抗結果。”
劉英進一步回顧了達沃斯論壇功能的轉變：“過去論壇聚焦於尋找共識、推動合作，在求同存異框架下討論貿易自由化等議題，以促進經濟增長為共同方向。但如今由於分歧巨大，對話重點轉向管控分歧。當前有國家對全球加徵10%~50%不等的不對等關稅，對汽車及零部件、鋼鋁銅及衍生品、半導體、醫藥藥品等加徵25%、50%、100%不等的高關稅，這些措施均引發負面溢出效應。正如世界經濟論壇執行董事扎西迪所言，當今世界最大的關稅是不確定性本身。我們也剛剛看到，美國宣佈對歐洲八國加徵10%的關稅，並計劃於2月1日實施。若後續談判未果，可能還會進一步抬升關稅。與此同時，歐盟方面宣稱已經準備了930億的反制清單。在這一情況下，論壇對話可能已不再以達成協議為目的，而是旨在建立溝通渠道、降低誤判風險。我認為這也是在地緣對抗加劇背景下的生存剛需。”
劉英認為，這本身也標誌著論壇角色的轉化：“此外，本屆達沃斯論壇可能還是一個壓力的測試場，即地緣經濟衝突在議題中被制度化的呈現出來。可以看到，論壇沒有回避問題，在報告中明確指出，地緣經濟對抗成為2026年首要風險，並將其納入進核心議程。”
對此，劉英指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金磚國家的數字貨幣互聯提案在會場外持續發酵。這反映了國際上去美元化趨勢的加強，甚至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去美國化傾向。美國方面，在特朗普2.0時期，其政策取向已不再滿足於特朗普1.0時期及拜登政府時期所推行的產業鏈供應鏈近岸化和友岸化策略。相反，美國希望推動製造業回流本土，以解決自身問題。”
劉英認為：“就中國而言，中國長期以來從實踐到倡議，逐步提出了一系列全球治理方案。比如，習主席於2025年9月1日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此前，中國在近幾年還相繼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這些倡議分別對應全球面臨的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安全赤字和發展赤字問題。”
在綜合評估達沃斯論壇的現實功能後，劉英判斷稱：“達沃斯論壇不僅是地緣經濟衝突的展示窗口，更是風險可視化的機制。換言之，各方通過在論壇上公開立場、釋放信號、試探底線，能夠避免在非正式場合爆發衝突。因此，達沃斯論壇正在成為可控對抗的所謂‘安全閥’。”
劉英最後總結道：“總體來看，達沃斯論壇可能依然是全球經濟治理的‘神經中樞’，是政府決策的一個重要參考系，只是不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此外，論壇也不再是共識製造機，在碎片化的世界中不再強求統一，而是對抗中保留對話的通道。我認為，現在達沃斯論壇的價值不在於解決衝突，而在於衝突各方依然願意坐下來談，這在今年已經是比較稀缺的一個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