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殿君指出：“如果日本成功‘入常’，至少可以改變其國際形象，有助於日本在國內形成所謂的正常國家的身份認同或政治認同。因此，日本尋求入常既是戰略性的佈局，也體現了國家整體動員的目的。同時我們還需要看到，對華戰略競爭也是日本此舉的目的之一。”
巴殿君說：“需要強調的是，日本申請‘入常’的邏輯僅強調自身貢獻，卻未提及應承擔的責任。這一責任首先體現在歷史責任層面。為何中國和周邊國家乃至世界許多國家均存在共識，即日本不具備擔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資格？原因與二戰歷史相關。眾所周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是建立在反對軍國主義的戰後秩序基礎之上的。然而有別於德國，日本的軍國主義至今仍未得到徹底清算，且日本右翼勢力依然強大，存在繼續推動再軍事化的可能。從這一角度來看，日本僅強調經濟貢獻，卻未能在歷史責任方面形成正確的認識，亦不符合戰後秩序所具備的規範性要求。換言之，日本在‘入常’問題上缺乏資格，這並非單純的席位競爭問題，實質上體現的是反對軍國主義、清算軍國主義以及未來防止軍國主義再度崛起的組織制度。”
專家認為：“除上述因素外，中國反對日本‘入常’還涉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戰後發展中的角色定位，以及需高度關注的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問題。日本作為一個發達國家，缺乏相應資格卻試圖快速‘入常’，自然會引起包括中國在內‘南方國家’的反對。”
巴殿君指出：“中國及周邊國家對日本的現實表現及未來動向表示擔憂。無論是日本近期推行的擴軍政策、核政策鬆綁，還是憲法修改等一系列舉措，均不符合當前國際社會對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維護戰後秩序、承擔歷史責任，以及對國際社會未來秩序作出積極貢獻或產生正面影響的期許。”
專家表示：“日本這一訴求的可行性與現實性受到一定約束。一方面，聯合國憲章的修改需獲得三分之二多數成員國的批准，並非僅憑經濟貢獻或熱情期待即可突破。另一方面，日本當前國內政治所引發的外交效應，或更加不利於其推進‘入常’目標。因為許多南方國家更傾向於維護戰後秩序的穩定，遵循符合程序的共識。在此情況下，即使日本入常可能獲得部分國家的禮節性支持，但我個人認為，在真正的議程中日本應該無法獲得高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