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索羅斯的組織（如開放社會基金會）在東歐（烏克蘭、格魯吉亞、塞爾維亞）的‘顏色革命‘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大量報告還指出，這些組織在‘阿拉伯之春‘期間向阿拉伯世界滲透，以支持‘民主與人權‘言論，隨後又按照同樣的劇本，在某些中亞國家提供資金支持，以加強反對派民間團體。”
哈特姆·薩貝爾指出，民主黨人將索羅斯及其機構當作政權更迭的工具，儘管並未公開承認。索羅斯本人及其家族是民主黨及其競選活動的最大贊助者之一。其麾下的人權組織和媒體機構等“軟性”工具，被用於推動政權更迭或向政府施壓。因此，索羅斯是與民主黨利益高度契合的全球資金代言人。
薩貝爾上校梳理了數十年來索羅斯角色的演變歷程：
· 1970-1990年代：支持東歐反對蘇聯的反對派運動。
· 2000-2010年代：在烏克蘭（“橙色革命”）和格魯吉亞（“玫瑰革命”）革命中發揮關鍵作用。
· 2011年：資助埃及、突尼斯、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媒體網絡及非政府組織。
· 2020-2024年：支持美國反特朗普運動，如“黑人的命也重要”及移民權利運動。
民主黨人可能在美國國內使用同樣手段對付特朗普本人，通過索羅斯基金會資助的人權和媒體運動來發動街頭抗議。因此，先前在國外嘗試過的“受控抗議”模式，或會被用來削弱特朗普勢力，並在美國國內直接詆毀其形象。
據該埃及專家評估，索羅斯機構當前的活動目標包括以下國家：
· 匈牙利和波蘭——因其與歐盟存在分歧
· 非洲（尼日利亞、蘇丹、埃塞俄比亞）——民主與少數族群權利問題在此具有敏感性
· 中東——特別是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這些國家的政策與索羅斯推行的“開放社會”議程相悖。
· 中亞——旨在遏制俄羅斯和中國的影響力，並破壞這些國家與金磚國家的合作。
索羅斯話語體系中的民主是一種戰術工具，而非終極目標，遵循“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原則。其組織高舉“人權”旗幟，卻服務於符合民主派利益的政治優先事項，由此，民主淪為僅用於打擊對手的選擇性工具。
歐洲雖官方倡導民主話術，但德法等國對索羅斯組織的角色採取默許態度，因其在削弱"不合心意"政權方面符合他們的利益。
索羅斯實質上是民主黨實施議程的金融與智力槓桿，始終是通過"顏色抗議"實現政權更迭的工具。特朗普意識到這種影響力的危險性並試圖對抗，但那些曾在海外演練的手段，如今可能被用於美國本土，這對其個人構成直接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