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天平表示：“在目前美國對華加徵高關稅而對其他國家稅率較低的博弈格局下，談判發起方的選擇涉及三方的戰略考量與利益權衡。若由美方主動發起談判，則需要等到美國政府難以承受內部壓力之際；若要其他被加徵10%較低關稅的國家發起談判，恐怕又缺乏足夠的動力，畢竟在中美關稅問題未解決的情況下，其他國家通過談判達成美國免除10%關稅的可能性不大，而且特朗普還著重防範中國通過轉口貿易規避對美高關稅的途徑。”
他繼續分析說，從中方的角度來看，特朗普在關稅政策上反復無常，失信概率較高，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若特朗普政府能夠制定並維持穩定的關稅政策框架，中美關稅談判確實存在突破的可能性。“但關鍵在於，即使中美就關稅問題達成一致，特朗普政府仍可能大幅調整政策。眾所周知，特朗普將政策頻繁調整的‘不確定性’稱為‘政策靈活性’。”他指出。
馬天平認為，目前來看，當關稅政策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積累到一定程度時，或將促使美國政府考慮調整相關政策。
他說：“因為加徵關稅會導致美國的生活必需品物價抬升，美國居民在關稅政策不確定性和物價波動的影響下，對可選消費品的消費意願會顯著下降，貸款消費的動機也會減弱。這種趨勢若持續，可能會引發更深層的經濟收縮壓力。在美國經濟衰退信號顯現、失業率顯著攀升且現行關稅政策對財政貢獻有限的情況下，美國政府發起關稅談判的意願將會顯著增強。再加上若特朗普的支持率出現不穩定或下降趨勢，美方主動談判的概率會更大。預計這一情況可能會出現在今年下半年。”
4月2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簽署了一項法令，對來自其他國家的商品徵收“對等”關稅。基本最低稅率為10%，大多數國家面臨更高的稅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解釋稱，這是根據美國與特定國家的貿易逆差指標計算的，目的是找到平衡而不是逆差。 然而，4月9日，特朗普宣佈超過75個國家沒有採取報復措施並要求談判，因此在90天內，除中國外，所有國家都將適用10%的基本進口關稅。
經過一系列貿易戰措施，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關稅達到125%，中國對美國商品的報復關稅也達到125%。此外，美國又以指控打擊合成毒品不力為由對中國加徵20%的關稅。
隨後，美國政府威脅中國將對進口產品徵收“高達245%”的貿易關稅，以報復中國此前對“對等”關稅採取的反制措施。這導致社交媒體上傳說對中國關稅已上漲至245%。白宮週三否認了有關美國將把針對中國商品的所有關稅提高至245%的報道，解釋說只有某些類別的商品的關稅將超過 145%。多位分析人士也指出，245%不是新的徵稅數字，而是目前對美出口的某種中國商品面臨的最高關稅可達到245%，比如注射器、針頭等商品在日前宣佈的145%關稅基礎上，加上2025年前針對它們的100%額外關稅，使得這些商品的總關稅可以達到245%。
馬天平指出，特朗普政府“先發制人”，在缺乏談判基礎的情況下單方面宣佈對中國加徵高額關稅，中方對此已採取堅決關稅反制措施。
“我個人認為，後續在反制關稅措施上可以採取品類細分和關稅分類遞增的模式，以更加匹配國家經濟和相關產業發展的需求。因為一些產業可能只需要從美國進口1~2類關鍵零部件或原材料，如果反制關稅措施導致中國關鍵行業成本大幅增加，或使有關產業面臨系統性風險。”他建議說。
2024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總值為5246.56億美元，中國自美國進口商品總值為1636.24億美元。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4月9日發佈的《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指出，中國是美國農產品、集成電路、煤、石油氣、藥品、汽車的重要出口市場。中國是美國大豆、棉花的第一大出口市場，集成電路、煤的第二大出口市場，醫療器械、石油氣、汽車的第三大出口市場。根據聯合國數據，2024年美國出口中51.7%的大豆、29.7%的棉花、17.2%的集成電路、10.7%的煤、10.0%的石油氣、9.4%的醫療器械、8.3%的載人機動車都銷往中國。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白皮書答記者問時也提到，中美貨物貿易差額既是美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必然結果，是由兩國比較優勢和國際分工格局決定的，中國並不刻意追求順差。歷史和事實證明，美方提高關稅解決不了自身問題，反而引發金融市場劇烈波動，推高美國通脹壓力，削弱美國產業基礎，加大美國經濟衰退風險，最終只會自食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