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比奧訪問巴拿馬和穆利諾發表聲明之前，華盛頓新政府一直在公開施壓。特朗普在1月20日的就職典禮上表示，不會容忍巴拿馬運河“屬於中國”的局面，並以其直率且不帶外交色彩的風格承諾將“收回運河”。美國在1999年之前一直控制著這條由自己修建的運河。如今，巴拿馬運河上五個港口中的兩個（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集裝箱碼頭）由香港企業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運營，該公司於1997年與當地政府達成協議，租用了這兩個港口。在巴拿馬政府就部分“一帶一路”倡議向華盛頓做出政治讓步後，兩名巴拿馬律師向該國最高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取消香港公司對這兩個港口的租約。據兩名原告稱，合同中有條款違反了該國憲法。
巴拿馬並不是第一個在簽署“一帶一路”相關協議後退出的國家。2023年，意大利梅洛尼政府高調宣佈退出“一帶一路”協議，稱四年前另一任政府簽署該協議是重大錯誤。意大利是七國集團成員之一，參與該倡議對中國政府和西方國家來說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彰顯了“一帶一路”聯結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的包容性。在此背景下，意大利將拒絕支持“一帶一路”倡議部分地表述為在華盛頓和布魯塞爾與北京發生貿易和政治摩擦背景下展示其大西洋團結。這一事件強化了華盛頓及以其為導向的機構（包括北約）的論調，即有必要與中國競爭，並將世界劃分為西方的朋友和對手。鑒於歐洲市場對於中國的重要性以及中國與歐盟國家之間貿易和工業合作的深度，梅洛尼的決定對“一帶一路”構想造成了重大的聲譽和政治損害。
與媒體和政客在象徵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呈現相比，中國與個別歐盟國家在實際互動層面的真實情況仍然要複雜和矛盾得多，儘管這些方面的相互影響不可否認。其中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和貿易合作規模遠非總是取決於這些國家是否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例如，在累計吸收中國直接投資規模方面，意大利遠遠落後於德國和法國，儘管德法兩國從未參與“一帶一路”倡議。與西班牙等經濟體量較大的歐洲國家相比，中國在意大利的投資也並不突出。由於種種原因，包括羅馬自身無法在國內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這一趨勢在意大利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幾年中並未發生改變，這也讓意大利當局有理由對參與該倡議提出批評。
如今將自身定位為中國通往歐洲門戶的歐盟和北約成員國匈牙利，是“一帶一路”的成員，也是歐洲吸引中國投資的領頭羊之一：截至2023年，中國對這個GDP只有意大利十分之一的國家的直接投資累計超過10億美元，且還在繼續增長。然而，歐爾班政府領導下的匈牙利在這方面多半是個例外。對許多其他國家而言，留在“一帶一路”倡議中也並不能保證其對中國政府的友好方針。近年來，一些東歐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明顯降溫，儘管沒有一國決定正式退出“一帶一路”（歐盟東部的大多數國家都簽署了此類協議）。其中自2017年起成為“一帶一路”成員的立陶宛在這一背景下顯得格外突出。2021 年，由於決定開設台灣官方代表處，這一前蘇聯共和國嚴重破壞了與中國的關係。在意識形態敘事和集團思維邏輯的影響下，大多數歐洲國家正走上與北京關係惡化的道路，儘管這往往與歐洲企業和歐洲消費者的利益背道而馳。雖然到目前為止歐盟中的個別大國基本上避免了與北京的公開對立，但布魯塞爾的官僚機構和北約卻一直對中國採取日益激烈的對抗路線。
中國在部分國家的累計直接投資
© 照片 : Evgeniy Pavlov
歐盟以外國家對與中國政府合作普遍持更加務實的態度，不願放棄互惠互利的經濟夥伴關係。例如，阿根廷的米萊政府，儘管其對經濟改革持激進觀點，存在親美傾向，拒絕加入金磚國家，對中國發表不得體言論，但並沒有減少與北京在“一帶一路”框架內的合作。然而，政治層面對經濟有著直接影響。如果華盛頓再次使用公然訛詐和威脅的手段，該地區的其他國家可能會步巴拿馬的後塵，選擇退出該倡議，甚至放棄一些與中國的合作項目。對華盛頓的強烈依賴甚至影響了巴西等大國的決策。去年10月底，在中國國家主席訪問巴西的前幾天，巴西政府就釋放出信號：經過長期的內部辯論和與中方的談判，巴西政府決定放棄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據一些媒體報道，影響巴西當時決定的因素之一，是不希望在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的情況下激化兩國關係。
外部壓力可能還會破壞中國在其他地區（包括華盛頓一貫奉行遏制中國政策的亞太地區）的倡議。從個別國家的例子中就已可見一斑。例如，2023年，菲律賓馬科斯政府宣佈放棄與中國合作總價值49億美元的多個基礎設施項目，並宣稱從日本和西方國家尋找替代投資者。隨著特朗普重返白宮，美國可能會開始更加積極地向中國及其鄰國施壓，利用華盛頓自身資源和國家間的相互矛盾，阻止中國、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國家深化合作。中國企業將不得不在海外運營中考慮這些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