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消息，該院陳亞軍教授團隊的一項研究顯示，全球兒童青少年近視患病率的估計值為30.5%，並且在過去30年間顯著增加，從約四分之一增長到目前的三分之一。
該研究綜合了1990年至2023年間，全球50多個國家、276項研究、540多萬名兒童青少年的數據。同時，通過時間序列模型精確預測了未來30年兒童青少年近視患病率的走勢。相關成果發表在眼科領域權威期刊《英國眼科學雜誌》。
研究顯示，1990-2000年全球兒童青少年近視患病率為24.3%；2001-2010年為25.3%；2011-2019年增加至29.7%；2020-2023年期間，近視率更是急劇攀升，其中青少年的近視率高達54%。
此外，經濟發展水平對近視患病率有顯著影響，發展中國家或不發達國家的近視患病率（31.9%）明顯高於發達國家（23.8%）。其中，亞洲地區的近視患病率最高，達到35.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最低，僅為3.8%。
在本研究包括的50個國家中，日本的兒童青少年近視患病率最高（86.0%），其次是韓國（73.9%）、俄羅斯（46.2%）和新加坡（44.1%），中國排在第五位，為41.1%。
近視患病率在年齡、性別和地區方面差異也非常明顯。整體而言，青少年的近視患病率高於兒童，需注意的是，從1990年到2023年，兒童近視患病率的絕對增長率約為青少年的兩倍。性別方面，女孩的近視患病率（33.6%）略高於男孩（30.5%）。在城鄉差異方面，城市地區兒童青少年的近視患病率高於農村，並且城市女孩的近視患病率（32.0%）高於男孩（29.4%）。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與管理系劉繼同教授告訴衛星通訊社，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的青少年近視率居高不下首先與教育壓力有關。
他說：“東亞國家有著尊師重教的文化傳統，這使得教育在社會中佔有重要地位。而且，中國的家庭文化中‘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傳統觀念也讓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和壓力過大，尤其是在學業上。這種現象在其他洲，如歐洲、美洲和非洲，不太常見。”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電子產品的廣泛使用也進一步加劇了兒童青少年的近視問題。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研究員鄒志勇在採訪中表示，“隨著科技的發展，青少年群體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和電腦上花費的時間急劇增加。這些設備通常要求用戶長時間進行近距離聚焦，這可能增加了近視的風險。”
除了學業壓力和電子設備的使用，戶外活動的缺乏和城市化進程也是導致近視率上升的另一些主要原因。鄒志勇提到，“研究顯示，戶外活動與視覺健康有著密切的聯繫。許多亞洲家庭傾向於將學業置於戶外活動之上，這減少了眼睛接觸自然光的機會。此外，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導致了生活方式的變化和環境刺激的增加，如光污染和空氣質量下降，這些都可能對眼睛健康產生不利影響。”
他還補充說，社會和文化中對近視預防的意識不足、重視程度不夠，是導致青少年近視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鄒志勇表示，“儘管近視的發病率很高，但在一些地區，人們對視覺健康的認識仍然不足，缺乏定期的眼科檢查和早期干預，這可能導致近視狀況的持續惡化。此外，在某些文化中，對視力障礙的接受度可能更高，而對早期眼科檢查的重視程度較低，這可能導致近視未被及時發現或治療。”
這一點在實際生活中確實存在，很多人由於缺乏對眼健康的認知，導致近視問題被忽視，甚至加重。對此，如今生活在上海的上班族李瀟深有同感。她近視已經近二十年，雙眼度數都超過600度。她告訴衛星通訊社，近視給她的生活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尤其是戴眼鏡時的不便讓她不像小時候那樣喜歡運動。她表示，如果自己能夠在早期重視健康用眼，避免近視加深，情況可能不會變得嚴重。
她說：“我小學時有一個同學的家長特別重視科學用眼，特別不希望孩子近視，經常與孩子分享科學用眼的方法。我的同學經常也把他爸爸的科普知識分享給了我。那時，我的坐姿和用眼習慣都保持得很健康。但是後來，由於要準備中考，需要長時間看書和做作業，那時候就近視了。如果當時我能採取一些更好的措施來延緩近視的發生，可能會更好。在小時候，家長、學校對孩子的監督和科普教育非常重要。”
中國教育部辦公廳等十五部門曾於2021年發佈《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光明行動工作方案（2021—2025年）》。主要任務包括引導學生自覺愛眼護眼、減輕學生學業負擔、強化戶外活動和體育鍛鍊、科學規範使用電子產品、落實視力健康監測、改善學生視覺環境、提升專業指導和矯正質量、加強視力健康教育。
面對日益嚴峻的青少年和兒童近視問題，劉繼同指出，要緩解這一壓力，首先需要樹立正確的兒童觀和教育觀，並更新社會觀念。最為關鍵的是要改善和優化健康教育，特別是醫療衛生和生命教育方面的內容。
他說：“雖然生命教育已經納入了基礎教育體系，但關鍵是我們如何向孩子們傳遞健康的概念以及生命的意義。同時，美育教育也至關重要，即甚麼是好的生活，甚麼是良好的行為規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只有當孩子、老師，甚至整個社會環境中的每一個利益相關方，都樹立了正確的價值觀、現代的兒童觀、家庭觀和生活觀，才能真正實現觀念的現代化。觀念的改變會帶來行為的變化，環境的改善，以及更清晰、良好的生活目標。”
鄒志勇強調，政府應當制定和實施國家層面的近視防控策略，包括公共衛生政策、健康教育計劃和監管措施。
他舉例說：“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發佈《近視防治指南（2024年版）》，提供了關於近視預防和控制的指導和建議。政府還應確保有足夠的資源投入到近視防控的工作中，包括資金支持、醫療設施和專業人員的配備。政府可以與學校合作，提供必要的資源和支持，比如視力健康教育材料、視力篩查設備和專業培訓。此外，政府還可以與醫療機構合作，為學校提供專業的視力健康服務。”
從學校和家長層面而言，鄒志勇指出，學校應提供一個有利於視力健康的學習環境，家長應鼓勵孩子增加戶外活動時間，減少屏幕時間。
他說，“比如，學校提供合適的照明，對課桌椅進行個性化調整，減少作業量，定期進行視力檢查。學校還應鼓勵學生進行戶外活動，減少近距離用眼時間，並限制學生在課堂上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此外，家長應確保孩子有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營養，還應定期帶孩子進行眼科檢查，並在醫生的指導下採取適當的干預措施。”
劉繼同補充說，通過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涵蓋兒童福利、家庭福利、女性福利以及社區福利等方面，提供經濟和物質上的保障，可以使社會問題降到可接受的最低程度。
他指出，“現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一樣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社會問題在任何國家都是無法完全避免的，但我們可以通過完善的福利制度，使問題降至最低限度，這也是當前亞洲國家現代化的最大挑戰。因此，建立中國特色的現代社會福利制度至關重要。通過實現兒童福利、家庭福利、社區福利等制度的全面覆蓋，使社會福利最大化成為主流價值觀，並形成高度的社會共識，才能有效降低這些具體問題的發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