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痛苦遺產標誌著冷戰後和平希望的“背叛高潮”

美國總統喬·拜登週三晚上出現在美國人面前,詳細闡述了他上周宣佈的決定,即他不會尋求連任。在評論拜登講話的政治和歷史背景時,觀察家約翰·瓦羅利和彼得·庫茲尼克說,他們清楚地指出了一個處於危機中的國家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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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作為總統的記錄,我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我對美國未來的願景,都值得連任。但是,沒有甚麼,沒有甚麼能夠拯救我們的民主。這包括個人野心。因此,我決定最好的前進方式是將火炬傳遞給新一代。”
拜登在週三的電視講話中解釋了他退出2024年總統競選的決定。
拜登說:“我將繼續努力,確保美國保持強大和安全,並成為自由世界的領袖。”
“我將繼續召集驕傲的國家聯盟,阻止普京接管烏克蘭並造成更多破壞。我將使北約更加強大,我將使它比我們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和團結。我也會為我們在太平洋的盟友做同樣的事情。你知道,當我上任時,傳統觀點認為中國將不可避免地……超過美國。現在不是這樣的了。我將繼續努力結束加沙的戰爭,解救所有人質,給中東帶來和平與安全,結束這場戰爭。”
包括傳統上忠於拜登的《華盛頓郵報》在內的華盛頓媒體將這位跛腳鴨總統稱為“反偶像”,稱他“簡短、有針對性”的講話“務實、低調、謙遜”,而且“有點難以觀看”。
拜登2024年的頭號挑戰者、前總統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抨擊“彎曲的喬·拜登的橢圓形辦公室演講”是“幾乎無法理解,太糟糕了。”
“不誠實的喬·拜登和撒謊的卡瑪拉·哈里斯是美國的一大尷尬——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時候。”川普以他傳統的誇張方式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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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失望期望的頂點
“我通過自……冷戰結束以來,自1991年以來發生的事情來看待今天發生的事情,”《紐約時報》和彭博前撰稿人、後成為獨立外交事務觀察員的約翰·瓦羅利(John Varoli)告訴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評論喬·拜登講話的意義超出了他們的直接影響。
“這是美國歷史上一個可怕的時期,”瓦羅利在談到這大約35年的時期時說。
“這是美國歷史上最不光彩、最邪惡的時期。這只是一種被背叛的感覺……拜登時代是這種背叛的頂峰。你必須明白,我們美國人,像我這樣的年輕美國人……帶著熱情和樂觀迎接(冷戰的結束)。我們就像‘這一切都太棒了’。世界將會和平。沒有核戰爭。我們將與俄羅斯和睦相處。我們非常樂觀,相信我們將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相反,這位記者回憶道,自1991年以來的幾十年里,從海灣戰爭和轟炸南斯拉夫,到北約的擴張,再到烏克蘭的親歐盟示威政變,美國的戰爭、政權更迭行動和其他侵略行為比比皆是,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建立和支撐美國的單極時刻。
“這些人到底怎麼了?”是對這些過程的自然反應。“然後你意識到,這是一個計劃。傑弗里·薩克斯教授說的。他看到了。他在那裡..……這不是偶然的……拜登是這種絕對瘋狂和瘋狂的頂點。帝國的瘋狂,帝國的瘋狂,對全球統治的爭奪。”
據《觀察家報》報道,今天在美國政治中發生的事情“基本上是整個帝國工程崩潰的最後一章”,甚至主流媒體也基本上承認,通過報道拜登的大捐助者退出他的連任競選,美國已經變成了“寡頭政治”。

“我們現在真的處於未知領域,人們不再抱有幻想。我做了一些研究……(並)發現2022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85%的美國人認為我們的政治體系存在嚴重問題。85%!那是兩年前的事了。現在很明顯是100%了。人們說可能會有內戰。人們直接離開了。他們變得冷漠,”瓦羅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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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的轉折點
“這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DC華盛頓美利堅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彼得·庫茲尼克告訴衛星通訊社,他與電影導演奧利弗·斯通合著了《不為人知的美國歷史》。
這位歷史學家指出,像他之前的川普一樣,拜登身邊圍繞著新保守主義鷹派,從安東尼·布林肯和傑克·沙利文到維多利亞·紐蘭,使世界更接近超級大國之間的世界末日衝突。

“我非常關心現在世界上發生的事情。烏克蘭的局勢非常令人擔憂。正如我在最近與核時代和平基金會(Nuclear Age Peace Foundation負責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伊萬娜·休斯(Ivana Hughes合著的一篇文章中所寫的那樣,我們非常擔心北約(NATO在烏克蘭持續且日益加劇的軍國主義政策,以及俄羅斯的入侵,將世界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戰和核戰爭的邊緣。事實上,拜登政府已經有效地禁止了任何關於外交的討論,只是在更先進的武器上加倍下注,然後允許澤倫斯基使用這些武器攻擊俄羅斯境內,這確實使糟糕的局勢變得更加糟糕,”庫茲尼克說。

據《觀察家報》報道,亞太地區的局勢也是如此,拜登總統的“狂熱軍事化”,甚至談到“將北約擴大到太平洋”,以及QUAD和AUKUS等現有的區域聯盟網絡,已經造成了“高度軍事化的局勢”。

“不管是在台灣上空還是在南海上空,我們也在太平洋上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陸軍上將米尼漢表示,他預計美國和中國將在2025年前處於戰爭狀態,國會共和黨高層表示同意。嗯,這也很可怕,”庫茲尼克強調說。

回顧歷史,庫茲尼克回憶說,“正如肯尼迪和赫魯曉夫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所學到的那樣”,一旦國際危機出現,“就沒有辦法控制他們。”
“因此,赫魯曉夫呼籲消除我們之間所有可能引發另一場危機的衝突。這就是我們今天需要的。這就是我們需要的精神,”庫茲尼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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