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英專家說：“當前中國不僅稀土礦產量和消費量均位居世界第一，而且稀土出口量和進口量全球第一。這是因為不僅中國稀土資源儲量豐富，而且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稀土全產業鏈及技術的國家。政府對稀土從開採、生產、加工到銷售整個流程進行規範化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並且這也有利於全球稀土產業實現可持續性發展。另外，中國是全球唯一具備稀土全產業鏈各類產品生產能力的國家，加強對稀土產業的管理有助於我國進一步鞏固這一重要的核心位置，推動稀土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高效和開放。稀土不僅能夠應用於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還在諸多新興產業領域，比如新能源汽車、智能製造方面有著廣泛應用。因此我們亟待加強對稀土的管理，特別是在推動新質生產力方面，從而帶動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新興產業的加快發展，以及未來產業的優化佈局。從這一角度來看，《條例》的發佈對於加快新質生產力和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
劉英專家接著說：“過去我國稀土產業發展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在稀土的開採、加工製造等環節都缺乏有效管理，甚至存在偷採等現象。這些行為不僅降低了稀土資源的利用效率，對生態環境也造成極大的破壞。針對稀土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問題，新發佈的《條例》也都相應提出了規範要求，以促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保護生態環境和資源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在對外出口方面也可以將稀土作為一種戰略資源進行使用，尤其是對一些動輒針對中國設置貿易壁壘、打科技戰的國家進行限制稀土出口。總體來看，無論是從礦產資源、金融資源還是國家戰略資源角度來看，加強對稀土產業的管理都異常重要。特別是202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將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而新質生產力依託於新科技，落腳在新產業。同樣在稀土產業發展方面，我們也需要技術創新，實現產業鏈和供應鏈效能的提升，推動整個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米哈伊爾·別利亞耶夫專家說：“中國在這一領域不僅能絕對保證自給自足，而且還可以作為無可非議的領導者主導市場。如果某些合作夥伴不想將自己的行為納入市場框架，而且還要把貿易政治化，那麼中國就可以或者完全不這樣做，或者做出相應的回應。調節稀土出口的新《條例》並不是對西方任何行動的反應。這不過是表明中國可以利用自身資源來保護本國利益的積極舉措。這一舉措告訴外界，如果西方稀土進口商想要與中國在總體貿易方面建立平穩和發展的關係，就必須考慮到這一點。在與西方貿易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以及受制裁中國企業名單不斷加長的背景下，中國的新《條例》為隨時可能出台的反制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據。中國正在展示自身的政治領導力以及自己主動制定與西方貿易談判的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