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誼鏡頭：中蘇電影合作是如何開始的？
4月19日，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拉開帷幕，期間，將廣泛呈現中國導演的作品。電影合作是早已有之的傳統，上世紀50年代，蘇聯專家曾被派往中國分享經驗，幫助攝制中國的首批電影。那麼，這些電影有著怎樣的內容？蘇聯攝影師在拍攝毛澤東肖像時犯了哪些錯誤？為拍攝電影，為何將國民黨天津司令釋放？蘇聯公民喜歡哪些中國影片？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撰文與大家分享這段故事。
Sputnik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啓動前一天，俄中友好協會、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所舉辦了中國電影晚會，期間大家回憶起中蘇1950年代電影合作的事情。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所所長基里爾·巴里諾夫指出：“中國電影像一面鏡子，折射出中國歷史中艱難和英雄的篇章。當然，還展現出了現代中國，展現了它的現狀和光輝形象以及它詩意和獨特的藝術語言。現在，這些都吸引著很多人的關注。”
俄羅斯科學院中國與現代亞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阿拉·韋爾琴科表示，蘇聯和俄羅斯文化一直致力於為與中國的友誼鋪平道路，電影已成為文化領域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方向之一。
1946年成立的長春東北電影製片廠（前身是日本製片廠），是新中國的第一家電影製片廠，成為新中國電影的搖籃。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在歷經18年戰爭後並沒有拍攝電影的經驗，此前僅攝制了6部電影。
韋爾琴科解釋道：“戰後的一些年里，拍攝設備不盡如意，但中國人民總能克服任何困難，因此電影還在拍。”
當時，中國著名導演袁牧之任東北電影製片廠廠長。韋爾琴科介紹說，他的到來，拉開了中蘇電影人合作的序幕。早在1940年，他已訪問過蘇聯，計劃拍攝中國人民抗日的影片。1941年，德國軍隊靠近蘇聯首都，“莫斯科電影製片廠”被疏散到阿拉木圖，袁牧之和同事們也一同前往。在那裡，他認識了蘇聯著名導演謝爾蓋·愛森斯坦。
韋爾琴科指出：“歷史沒有記載這種友誼有多密切，但據可靠消息，愛森斯坦傳奇電影《伊凡雷帝》的創作過程中，袁牧之有在場。他學習了蘇聯電影人的所有技巧和藝術秘訣。”
中國當時製作的電影，或在講述戰爭，或在介紹中國工人的英雄過去，這些公認過去曾是中國紅軍戰士。上世紀50年代初，在電影中居主要地位的是軍事和英雄主義題材。當年的故事片和紀錄片，主要是為了完成宣傳、愛國主義教育和啓蒙的任務。
韋爾琴科介紹說：“為攝制中國人民政權獲勝的生動影片，早在1949年9月中旬，毛澤東已親自給斯大林寫信，請求派紀錄片團隊到中國拍攝有關中國革命勝利的紀錄片。兩周後，蘇聯紀錄片工作者來到了北京。”
他們有機會拍攝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然後又與中國同行拍攝了兩部電影：《解放了的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勝利》，其中有中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鏡頭。膠片經過修復和數字化，並於2019年中國國慶70週年慶典時播放。
韋爾琴科說道：“這是中蘇紀錄片拍影者間的初次合作，參與人員均是兩國最優秀的專家。”
蘇聯電影人到中國後曾發生過有趣的故事。在火車站迎接他們的是一位身著淺色棉布服裝的文質彬彬的男性。當時被認為是隨行人員，蘇聯專家讓他將他們帶到天安門，以便研究拍攝地點。他們強調說，到處都對這位“助手”恭敬有加，通過時也沒有任何問題，由此想問問是誰，結果弄清後得知是周恩來。
韋爾琴科說道：“當時大家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所以我們專家在中國人的嚴格指導下、按照當時的要求製作了這部影片。”
共有四個攝制組，按軍區分四個方向。南部方向的攝影師甚至是在軍隊的保護下拍攝的，因為那時戰事還在繼續。西南軍區司令賀龍甚至還給參與軍事行動的蘇聯攝影師頒發了書面感謝信。
熱帶氣候中的彩色膠片很難保存且易壞，返回莫斯科前，應很好地存放已拍攝的材料。因此，蘇聯攝影師考慮用保暖瓶進行儲存。
韋爾琴科說道：“那時，彩色的膠片貴如黃金，蘇聯自己也很短缺，為了這兩部影片，撥出了倉庫中的所有膠片，目的是拍出高質量的影片。”
然而，因中國攝影師拍攝的黑白膠片無法嵌入最終的彩色膠片中，所以一些鏡頭需在攝影棚中重新拍攝。
韋爾琴科介紹道：“戰事重現。當時，中國紀錄片工作者還未掌握技巧，蘇聯專家將這些技巧告訴給了中國同行。為了拍攝出天津國民黨司令官的被俘鏡頭，將真正的國民黨司令官從監獄中放出，讓他參與了拍攝。”
電影《中國人民的勝利》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並於1950年10月1日同時在中國和蘇聯播放。
兩部影片首映後，觀眾太多，不得不從早上6點開始放映，每天需播放8場。
另一個有趣的故事與毛澤東的肖像有關。蘇聯著名攝影師弗拉迪斯拉夫·米克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儀式上為毛主席拍了照。按約定，他將照片發往《星火》雜誌社，技術人員收到底片後認為，毛澤東下巴上沒有痣，而是膠片上的一個斑點，因此決定進行修飾。
韋爾琴科介紹道：“肖像照送到蘇共中央進行審核，但被停止刊印，米克沙被叫到蘇共談話，同時發往中國進行確認。中國國家主席對照片非常滿意，允許刊印。”
1950年，蘇聯是中國通向“世界的窗口”的某種形式，新社會主義國家成立的消息從這裡傳往國外，儘管資本主義世界不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1951年，蘇聯將《解放了的中國》電影送往戛納電影節。
韋爾琴科指出：“不能不接收影片，但又不想向整個世界展播。因此，撥出一個廳，僅允許50名可靠的記者進入，而且放映廳由警察保護，不讓任何人進去。儘管如此，大家還是聽到了中國的聲音。”
兩國電影領域合作的重要方向是互辦電影展播。比如，蘇聯居民看到了《中華兒女》、《白毛女》、《女籃5號》、《龍鬚溝》（根據老舍同名話劇改編）和《祝福》（根據魯迅小說改編）。這些電影的播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共放映了198部影片。
中國領導層對播放蘇聯影片給予高度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十年，共拷貝和播放了951部影片，如電影《團的兒子》、《列寧在十月》、《一個人的遭遇》、《夏伯陽》、《庫班哥薩克》和《鄉村女教師》。與此同時，還定期舉辦蘇聯電影周和電影日。
韋爾琴科介紹道：“甚至在鄉村地區也有播放，為此，蘇聯向中國送去了專門的可移動播放設備。太多人想瞭解蘇聯的生活，以至於人們願意從兩側看屏幕，只是為了一睹鄰國的生活。”
20世紀50年代，中國開設了新的電影製片廠，以擴大電影的拍攝類型和數量。 蘇聯旅行家、導演和電視節目主持人弗拉基米爾·施奈德羅夫幫助創辦了上海科教電影製片廠，並隨後參與了聯合紀錄片《古漠藍天下》（《阿拉木圖·蘭州》）的創作，這是一部關於修建穿越戈壁沙漠鐵路的影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必須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慶祝。為此，蘇聯導演埃菲姆·吉甘受命拍攝一部講述中蘇兩國人民勞動豐功偉績和友誼的影片。 因此，有了講述水電站建設的電影《風從東方來》，並在兩國獲得了廣泛認可；同年上映了另一部聯合影片《在西雙版納的密林中》，介紹的是西雙版納自然風光。
據韋爾琴科介紹，上世紀50年代，中蘇電影合作極為廣泛和深入。
她說：“蘇聯電影符合中國人民和中國社會的價值准則。中國觀眾對蘇聯短時間內發生的變化感興趣，對軍事歷史和蘇聯人民的英雄主義也頗感興趣，對蘇聯人民的現實生活也興趣盎然。我國公民通過這種方式更多地瞭解了自己的鄰居。”
從1962年開始，中蘇電影合作被停滯了，只是在進入新世紀後才得以恢復。在此期間，中國電影走出了自己的獨特之路，在世界電影中穩穩地站住了腳。
俄聯邦前任駐華大使、現任參議員安德烈·傑尼索夫強調：“中國電影是世界電影的一部分，方方面面均有表現。它吸收了不同的世界潮流，形成了自己的獨特之路，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場，可以讓我們感受到我們在上世紀50年代的影響力。通過轉讓創意和技術秘密和在中國播放蘇聯電影，雙方電影合作相互交織。非常高興，我們在電影方面恢復了交流，如此互動的前景非常光明， 通過反復試驗與誤打誤撞，我們將實現全面的電影製作合作。”
近十年來，中俄合拍電影諸多，比如《龍牌之謎》（2019年）、
《戰鬥民族養成記》（又名《我是如何成為俄羅斯人的》，2019年）和《黑土地上的最後一戰》（2015年）等等 。
電影交流也已恢復：《流浪地球》、《金陵十三釵》、《刺殺小說家》等多部大片在俄羅斯獲得好評；在中國，票房最高的俄羅斯電影之一是體育劇《絕殺慕尼黑》，最近還上映了俄羅斯拍攝的
第一部太空題材的電影《挑戰》。
為進一步發展俄中關係，擴大兩國在文化領域的溝通，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宣佈2024-2025年為中俄文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