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和北京的觀點在許多問題上分歧依舊。然而美中兩國在具體領域有其共同點。沒有一個國家願意讓製造生化武器的工具落入恐怖分子手中。
與此同時，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這種危險也變得越來越現實。 《外交官》的文章解釋說，除了眾所周知的大語言模型（LLM）之外，還有小模型產品。 例如，生物建模工具（BDT）可以生成新的蛋白質結構。這些工具為醫療行業帶來了巨大希望，因為它們可以幫助開發下一代拯救生命的藥物新分子。但它們也可用於犯罪目的。 人們已經探索了蛋白質工具製造毒素武器（例如蓖麻毒素或肉毒桿菌毒素）的可能性。使用 BDT 來創造更複雜的病原體，例如，使用具有長而複雜的基因組的病毒很快將會成為現實。還有許多其他人工智能驅動的生物平台有可能被犯罪者利用。這裡指的是，設計病毒載體的工具、基因組組裝的工具、預測毒性的工具等等。結合使用合成生物學創建的越來越容易獲得的組件，人工智能在該領域不受控制地發展可能會帶來極其悲慘的後果。
美中兩國都公開表示反對這種武器。然而兩國旨在控制人工智能平台的國內法規還處於起步階段。對人工智能的監管實際上並沒有完全放在防止生化武器威脅的大背景下來考慮。首先，從政治角度來看，華盛頓和北京在這一領域的合作對兩國都有利。 COVID-19 造成的死亡和痛苦證明瞭傳染性生物制劑（無論是天然的還是人造的）的破壞力。兩國都在疫情中遭受重創。《外交官》的文章最後總結道，採取具體措施控制人工智能在生物醫學領域的使用將標誌著國際合作新階段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