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一貫主張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這首先意味著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這是所有問題的根源，”俄羅斯總統普京10月11日（週三）在莫斯科的一個能源論壇上發表講話時在談到不斷升級的巴以危機時做出了以上表示。
普京解釋說，“一開始的討論是關於建立兩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他指的是1947年聯合國對巴勒斯坦的分治計劃和相應的安理會決議。
他說：“以色列建國了，但巴勒斯坦從來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存在過。此外，巴勒斯坦人一直認為原本屬於他們的部分土地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方式被以色列佔領，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顯然是通過軍事力量。”
普京將巴勒斯坦問題描述為“觸動中東和全世界穆斯林社區每一位居民的心”的問題，並強調俄羅斯在解決以巴危機上的立場“為以色列方面和我們在巴勒斯坦的朋友所熟知”。
一天前，普京10月10日（週二）在莫斯科會見伊拉克總理穆罕默德·什亞·阿爾·蘇達尼（Mohammed Shia Al Sudani）時，將巴以危機升級描述為“美國中東政策失敗的明顯例證”，以及華盛頓“壟斷”解決進程的努力。
普京說，“不幸的是，（美國）並不關心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妥協方案，相反，他們提出了自己關於如何做到這一點的想法，向雙方施加壓力……但每一次，以色列都沒有考慮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試圖通過經濟援助來收買他們。”
衝突的起源
英國赫爾大學政治學教授以及隆德大學高級中東研究中心奧洛夫·帕爾梅客座教授拉斐爾·科恩-阿爾馬戈爾博士（Dr. Raphael Cohen-Almagor）說，巴以危機是150年前一場“非常漫長……曠日持久的衝突”的結果。
這位教授告訴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在19世紀之前的很多很多年里，與猶太人相比，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人口中佔多數，這意味著阿拉伯人比猶太人多，有時是猶太人的三倍，有時是五倍。當被稱為猶太復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出現時，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猶太復國主義源於俄羅斯、烏克蘭和東歐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和迫害。猶太人想為自己找到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因為他們想自己謀生，而不是依靠別人。” 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19世紀下半葉建立起來，他們慢慢地來到巴勒斯坦定居。”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得到了英國的重要支持，英國外交大臣阿瑟·巴爾福(Arthur Balfour)給英國猶太社區領袖羅斯柴爾德勳爵(Lord Rothschild)寫了一封被稱為《巴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信，其中提出了倫敦的正式承諾，允許在當時奧斯曼帝國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
科恩-阿爾馬戈博士繼續說道，並引用了進入巴勒斯坦的更大移民浪潮的數據——那時，巴勒斯坦處於英國的委任統治之下：20世紀30年代，“由於納粹主義在德國的崛起，這片土地上的定居者增加了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出現了一波移民潮。1947年，聯合國通過了一項分割巴勒斯坦的決議。這是在大屠殺和歐洲在納粹佔領下經歷的恐怖之後，（包括對數百萬猶太人的系統性滅絕）。聯合國決定分治，這片被稱為巴勒斯坦的土地將被分為以色列和阿拉伯兩部分”。
專家補充道，“猶太人很高興，接受了分治計劃。巴勒斯坦境內的阿拉伯人……輕蔑地拒絕了分治計劃”，一場殘酷的內戰隨之而來，1948年5月，英國的托管結束，以色列正式宣佈建國，促使來自6個阿拉伯國家的軍隊入侵該領土，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內戰變成了一場更廣泛的地區戰爭。”
專家還稱，“戰爭持續了很長時間。它持續了大約一年半。由於1947年至1948年的內戰和後來更廣泛的戰爭，有很多很多阿拉伯難民離開了這個國家，大約有70萬人。他們稱之為‘Nakba’，意思是‘災難’。這不是他們的計劃。這不是他們的本意。他們認為他們將戰勝這個新成立的國家。但是他們輸掉了戰爭。戰爭的結果是70萬難民逃離。直到現在，他們中的許多人，包括他們的子女和孫輩，都在加沙、西岸、黎巴嫩、約旦、埃及和敘利亞的難民營里。這就是巴勒斯坦問題的誕生。”
為甚麼這場危機看起來如此棘手?
在科恩-阿爾馬戈爾博士看來，巴以衝突的終極悲劇在於“我們談論的是兩個民族在一小塊土地上的正當權利。雙方對以色列/巴勒斯坦都有歷史、宗教和民族要求……不幸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許多、許多年來，雙方都選擇了暴力，而不是和解與談判。”
兩國並存的解決方案?
兩國方案的想法——即兩個獨立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國家——已經被討論了幾十年，從前面提到的1947年聯合國巴勒斯坦分治計劃開始，該計劃將賦予巴勒斯坦人對西岸和加沙地帶的主權，並在東耶路撒冷建立一個首都。
從1991年的馬德里會議開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數十次詳盡的談判，最終達成了1993年9月的《奧斯陸第一次協定》和一項《原則聲明》——即進一步談判的框架。2000年在以色列佔領領土和以色列境內爆發的巴勒斯坦起義降低了對以色列境內奧斯陸進程的支持。
在隨後的20年里，雙方進行了更多的直接對話，2002年，由22個成員國組成的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簽署了一項阿拉伯和平倡議（Arab Peace Initiative），旨在通過提供與阿拉伯世界的正常化，以激勵以色列接受與巴勒斯坦人的和平，以換取以色列從被佔領土(包括約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及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和黎巴嫩的薩巴阿農場)撤軍。加上巴勒斯坦難民的“公正解決”，使他們能夠返回以色列領土上的家園，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科恩-阿爾馬戈爾說：“上一次真正解決衝突的嘗試是在2008年。”他指的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和當時的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Ehud Olmert）之間持續了兩年多的一系列會談。
這位教授補充道，“自2008年以來，雙方或多或少都在浪費時間。2008-2009年、2012年、2014年和2020年發生了幾輪暴力事件。而現在最可怕的將是2023年。是的，當雙方都相信暴力而不相信彼此對話時，結果就是這樣”。他預測，以色列對加沙的地面進攻將導致一場重大的人道主義危機，因為以色列和埃及似乎都不願意讓難民進入他們的國家。
兩國方案是唯一可行的選擇嗎?
兩國方案並不是解決巴以危機的唯一可能方案，其它方案還包括一個照顧所有居民利益的單一國家的想法，要麼是一個分為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地區的聯邦制國家，要麼是為兩個社區的成員提供廣泛自治權的邦聯形式。
“一國解決方案”的想法既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支持，也沒有得到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官員的支持，反而得到了以色列記者吉迪恩·列維（Gideon Levy）和巴勒斯坦作家阿里·阿卜尼馬（Ali Abunimah）等人的推廣。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者認為這是確保公平和平等待遇的一種手段，而支持這一想法的以色列人則認為這可能是唯一有效的長期手段，可以阻止看似無休止的暴力循環。
巴勒斯坦政策和調查研究中心2016年的民意調查發現，36%的巴勒斯坦人、19%的以色列猶太人和56%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支持“一國解決方案”的想法。
相比之下，該中心與特拉維夫大學今年早些時候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33%的巴勒斯坦人和34%的以色列猶太人支持兩國解決方案。
卡塔爾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政府學教授邁赫蘭·卡姆拉瓦博士(Dr. Mehran Kamrava)認為，“巴勒斯坦國是不可能的”。
卡姆拉瓦告訴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巴勒斯坦被如此有效地肢解，以至於它無法再成為一個可行的國家。但以色列也不能無限期地維持其對巴勒斯坦的令人窒息的佔領。它不可能擺脫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民族，也不可能保持對以色列國防部長所說的‘‘人類動物’’的優越地位。唯一的選擇仍然是一個國家的解決方案，一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比鄰而居的解決方案”。
這位學者表示，“包括美國政策制定者在內的每個人都充分意識到，兩國方案在過去幾十年來一直站不住腳。但美國和歐盟(EU)，以及其它許多國家聲稱支持它。這種對站不住腳、不可能的兩國解決方案的口頭支持，是因為美國不想承認當地的現實是種族隔離，也不想承認目前唯一現實的替代方案是一國解決方案”。
需要樂觀主義
當被問及達成公平和持久和平協議（包括巴勒斯坦建國）的前景時，科恩-阿爾馬戈爾敦促道：“我們必須保持耐心。”
這位學者強調，“不幸的是，現在是一個充滿戰爭和暴力的時期。 我認為巴勒斯坦問題在不久的將來不會得到任何解決。 然而，我是一個永遠的樂觀主義者”。
科恩-阿爾馬戈爾相信，只有滿足三個關鍵條件，和平才會真正成為可，其中包括：
1.
“當出現一位真正想要和平的以色列領導人”並且“願意為和平付出代價時，因為和平是一種非常寶貴的東西……並且此人有能力傳達信息、說服人民並實現和平。”2.
“第二個先決條件是同樣有一位致力於和平、願意付出代價、做出讓步並且能夠兌現承諾的巴勒斯坦領導人。”3.
“第三，後果必須成熟。 我所說的成熟是甚麼意思？ 我指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雙方都明白，如果他們繼續等待，他們將會失去更多。 因此，必須向雙方施壓以達成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