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洲如何成為納粹的避難所

在加拿大議會授予黨衛軍加利西亞師 98 歲“老兵”雅羅斯拉夫·貢卡 (Yaroslav Gunka) 榮譽的故事引起國際共鳴後,他成了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據加拿大一本軍事雜誌發佈的估計,至少有 2000 名希特勒軍隊的成員居住在這個國家。但南美洲也曾一度庇護過他們。
Sputnik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記者採訪了一位專家,企圖弄明白南美何以成為納粹逃亡者的據點。
納粹黨士兵和高級成員在該地區生活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約瑟夫·門格勒(Joseph Mengele),他曾是一名醫生,也是黨衛軍上尉(Hauptsturmführer),他在實驗中殺死了數千人。
他的手段是真正的酷刑,極其殘忍:他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做手術,甚至摘取器官。他對 3000 多對被關進納粹集中營的雙胞胎進行了實驗。其中只有200人幸存,人送綽號“死亡天使”。
他在20 世紀 40 年代末受到逮捕的威脅。他逃到阿根廷,然後搬到巴西,在其他人的幫助下,在聖保羅州的不同地點居住。20世紀70年代,他改換了身份並使用了朋友沃爾夫岡·格哈特(Wolfgang Gerhardt)的文件。
儘管門格勒犯下許多罪行,但他從未被捕過。許是命運的捉弄,1979 年,他在聖保羅海岸的伯蒂奧加 (Bertioga) 海灘上溺水身亡。
1985年,巴西聯邦警察在來自三個國家的犯罪學家小組的幫助下,挖出了埋在恩布(Embu)的門格勒的屍體,並得出結論,這就是那個隱匿了30多年的納粹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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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道”、當地精英、跨國公司和天主教會
美洲大陸被以納粹軍官、科學家、士兵和合作者的避風港而聞名於世,通過天主教神職人員、跨國公司、美國情報機構、前納粹黨成員和當地精英管理的“老鼠道”收容了數以萬計的逃亡者。
里約熱內盧大學美洲研究中心(UERJ)歷史學講師兼研究員若昂·克勞迪奧·皮蒂洛(João Cláudio Pitillo)表示,這種“老鼠道”的形成具有以下幾個原因:過去幾十年來,德國移民和意大利移民造成的緊密文化聯繫,當地精英參加法西斯意識形態政黨、與跨國公司的經濟聯繫以及戰後時期的地緣政治利益。
“意大利和德國在這個地區的殖民統治非常強勁,因此文化聯繫只會不斷擴大,”皮蒂洛說。“這種關係使得人們很容易遷出這些國家。”
拉丁美洲的人口激增始於 20 世紀 60 年代,在此之前,這塊大陸的居民很少,這“有助於掩蓋這些具有法西斯傾向的外國人的存在”。得益於葡萄牙的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1970)的政權以及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的政權,其中許多人獲得了文件和護照。
“許多人仍處於陰影之中,但其他人則幫助執行迫害政策”
雖然南美大陸收容了數千名納粹退伍軍人和合作者,但約瑟夫·門格勒、沃爾特·勞夫(Walter Rauff)、弗朗茨·斯坦格爾(Franz Stangl)、約瑟夫·施瓦姆伯格(Joseph Schwammberger)、埃里希·普里克(Erich Priebke)、格哈德·博恩(Gerhard Bohne)等那些因自己在戰爭期間和戰後的行為而聞名的人,向那些寧願默默無聞的人提供了支持,這被歷史學家稱為“自保政策”。
“約瑟夫·門格勒在巴西去世,並化名下葬。他與其他幾名同樣在戰後逃亡的德國人保持聯繫,並保持與納粹的聯繫。”
另一個例子是有著歐洲最危險人物名聲的奧托·斯科爾茲尼(Otto Skorzeny),他作為佛朗哥時代前往西班牙的難民,通過自己名下的進出口公司與多個拉美國家保持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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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的融入是“對美帝國主義的讓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它很快就被新世界邏輯所取代,在這個新的世界中,納粹成為冷戰的積極參與者。
這位專家表示,失敗的納粹一方“從不接近其它開展更多民主辯論和更廣泛追擊法西斯主義的國家”。
美國得以利用這一機會,在開展所謂的“回形針行動”(Operation Paperclip)期間,將許多科學家,特別是火箭科學家和武器科學家融入本國社會。而拉丁美洲和其它國家則出現了酷刑和懲戒專家,例如被稱為“里昂屠夫”的克勞斯·芭比(КлаусБарби,)。
另一個接受了大部分納粹鎮壓制度的國家是西德,或者說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它為許多納粹分子恢復名譽,並將其納入其警察系統。
“西德的司法系統完全由納粹法官組成,”皮蒂洛說。
“華盛頓協調這些國家把法西斯主義問題拋在腦後,因為其中許多國家正在幫助與共產主義者作鬥爭。”
“我們一直夢想著法西斯主義的回歸”
拉丁美洲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歷史中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當地精英接受這種意識形態。例如,巴西擁有除德國以外最大的納粹政黨。
“美洲迄今仍然存在納粹政黨和組織,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政黨和組織在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被禁止。但在戰前,這些政黨是合法的,並且與其歐洲上級組織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皮蒂洛說。
“戰前認同納粹主義的當地精英,在戰後並沒有停止認同納粹主義,相反,當地精英開始秘密工作。他們繼續幫助這些對他們來說曾是英雄的人物,他們是曾經戰敗但需要幫助的重要人物。他們也一直夢想著法西斯主義的捲土重來。”
歷史學家指出,在巴西,軍方始終反對熱圖里奧·瓦加斯(Getúlio Vargas)參戰。
“他們希望與阿根廷和智利處於同樣的狀態,表現出最終使德國受益的中立態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瓦加斯政府宣佈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幫凶進行大規模特赦。
“這翻開了南美洲歷史上新的一頁,因為很快整個拉丁美洲就陷入了冷戰。我們的想法是與共產黨人作鬥爭,”皮蒂洛認為。
“巴西是拉丁美洲受害最嚴重的國家:該國損失了30多艘船隻,在這些船隻沈沒時失去了千餘人,在這種情況下,巴西卻從未對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者進行認真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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