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我們有某些共性統計，現在大多數孩子的反應是相當平靜的，而且數字驚人，超過80%。新冠疫情期間這個數字下降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畢業生非常恐慌，不知道明天會怎樣：是否考試，是在線還是離線？這額外增加了壓力。現在孩子們在此方面是泰然自若的。我覺得，這是學校和教師們的功勞，因為很多教師在與孩子和父母交流時改變了自己的態度。對我這個從事心理研究的人來說，這是非常正確的，我在和父母、教師交流時明白，他們的心情已有所變化。
對我們學校來說，像在中國一樣，擁有好的高考平均值是重要的，而且這些指數登載在學校的網站上，這有相當的意義，你的畢業生培養的怎樣，他們怎麼考的，平均分數多少。儘管如此，我們也明白，畢業生的心理狀態與知識水平相比同樣不容忽視。比如一個優等生，他整個學習過程中從未得過4分，但他到考試地點時，看到金屬探測器，感覺有誰向他說了甚麼，自我有了壓力，過度緊張，感覺變得不好，有些他用了11年時間學習的知識被忘到了九霄雲外，因為壓力把他擊敗了。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在莫斯科看到的趨勢，不僅從智力上培養畢業生，而且從情緒和心理上。比如5年前，有很多父母向我申訴，孩子受委屈了，但現在這種申訴越來越少，可以說星星點點。”
她說：“我覺得，我們可將高年級學生差不多分成3組：其一，是積極追求高等教育的，希望在此路徑上取得成績。他們在7-8年級時自行選擇對學習要求高的好學校和大學，為此而不斷耕耘。
第二類是比較寬泛的那種。這些孩子比較隨遇而安，也就是說，讓他們去哪裡就去哪裡。並不是他們想獲得高等教育，而是父母為他們鋪好了路。父母告訴孩子：‘你需要往這個方向走，好大學，給你配備補課老師，往前走吧，只考大學，而不是走其它路’。恰恰是這些孩子，未來自我實現方面存在問題，因為他們獲得知識，但卻不能得到積極的人生目標，他們有很多惶恐和疑惑。但讓他們走自己的路將比父母吩咐的要更令人擔憂。
第三部分呢，非常傾向於工作。現在，大學2、3年級輟學的相當多，因為他們對所獲得的教育質量不滿，並不是客觀上差，而是過於理論化，大學畢業後，他們不能獲得任何使用知識的機會。”
她說：“非常重要的是，從心理上支持孩子，不要讓他們感覺只有一個出路：或者拿到高分，或者被生活邊緣化，你甚麼也做不成。非常希望父母在此方面不要做得過分，因為還有時間和機會重考，或者改變計劃考另一所大學，或者不去任何大學，因為生活在任何情況下都有出路。”
她說：“不久前瞭解了這樣一個實例，，俄羅斯一位11年級的教師做得‘過分’了，她冷靜下來去找了心理咨詢師，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幫助，最終得到父母和孩子們的感謝，因為她改變了自己的行為方式。”
她說：“我為一個非常有想法的男孩做過咨詢，他有自己一整套的商務計劃，他想選擇具體的職業，是甚麼樣的職業，為此需學習多少，從第三學年開始可賺多少錢，以及在父母想要的大學里能賺多少錢。他對此問題非常有創意，也非常嚴肅，並堅持己見。父母最終認同了他的選擇，一切都非常順暢，他確實考入那所他希望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