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和東京之間出現了明顯的和解跡象。最重要的是，這無疑會正中美國的下懷，美國正千方百計加強三方同盟以對抗中國。 《消息報》分析了“華盛頓-首爾-東京”三角關係形成的過程。和解部分是因為來自共同的威脅：朝鮮增加了導彈試驗，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不斷增長的軍事力量。毫不奇怪，美國對盟國的外交和解相當積極。如果說東京和首爾在面對朝鮮威脅時指望的是美國能充當“核保護傘”，那麼華盛頓考慮的則是聯合盟友加強對中國的技術戰。 日本已經率先出台了23種半導體製造設備的出口限制措施，其真正目的是增加設備對華出口難度。韓國也緊隨其後，但它的選擇並不明顯：一方面，韓國企業不願失去佔全球芯片總需求一半左右的中國市場；另一方面，它又高度依賴美國進口先進設備的供應。而在首爾現任政府奉行公開親美路線的背景下，尹錫悅可能會限制與北京的貿易關係，儘管這會給本國企業造成很大損失。俄羅斯科學院中國與現代亞洲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負責人瓦列里·基斯塔諾夫表示，目前首爾和東京關係的升溫將進一步強化非正式三角關係，其中的反華內涵將越來越明顯。但是兩國間積累了彼此的消極背景和矛盾，這在未來可能會抵消目前首爾和東京關係的升溫，同時導致兩國與美國現在恢復的聯盟出現裂縫。
中國在 IPO 市場上已經超過美國：自 2023 年初以來在首次公開募股期間，公司在中國籌集了 195 億美元。《Vedomosti》報在投資者對中國交易所興趣增加的背景下做出了樂觀的預期。今年中國 IPO 市場活動的提振是因為取消了因新冠疫情而導致的嚴格限制並簡化了上海（SSE）和深圳（SZSE）證券交易所上市制度。據BCS Mir Investments國際股票市場分析師伊戈爾·格拉西莫夫稱，此前對於中國大型企業來說，美國交易所是主要的融資場所，但在中美貿易領域關係惡化之後，現在中國企業更傾向於選擇國內市場。2023 年前四個月美國 IPO 數量同比下降 40% 至 56 家。2023 年美國 IPO 市場受到幾個因素的負面影響：美聯儲利率上升、通脹居高不下以及對經濟衰退的擔憂，該報寫道。此外美國銀行業的動蕩降低了對新配售的興趣。但現在談論國際投資者和公司對美國興趣的減少還為時過早：總體而言，來自中國的統計數據表明，在封閉的中國國內市場上進行了配售。如果把證券化看成股票市值佔GDP的比例，那麼在美國2023年一季度末這個數字是168%，而在中國只有64%，格拉西莫夫指出。 在他看來，僅就現有公司的配售而言，中國還有增長空間。 BCS 指出，即使中國經濟今後的增長放緩，證券化趨勢也仍將繼續。格拉西莫夫預計，在美國指標不會明顯恢復到 2020-2021 年的值，因為許多IPO 存在“泡沫”。不過美國仍然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配售地，未來可能會出現備受矚目的 IPO。Ingosstrakh-Investments Management Company股票管理部負責人亞歷山大·羅多日金認為，IPO相對不成熟的中國市場，可以用新鮮的名字贏得投資者的關注。
中國決定利用不明智的美元政策。北京採取了將美元從全球金融體系中“排除”的方針。 正如《專家》報指出的那樣，在過去的一年里中國積極推動協議的達成，以擴大人民幣在全球的使用：從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到巴西，甚至法國。儘管美國現在仍然是明顯的全球金融霸主，但這些舉措有助於中國成為該領域的另一個權力中心。這部分是由於反俄羅斯的金融限制，中國借此展示了使用人民幣的優勢。甚至未來中國也有自己的 SWIFT 的替代系統——CIPS 平台。該平台不僅在俄羅斯機構中使用，而且還在巴西銀行等機構中使用。但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全面發展還會受到多種因素的阻礙。人民幣不能完全兌換，因為它在跨境貸款和證券投資等領域的使用受到限制。此外大多數國家都與歐元、日元和英鎊等替代儲備貨幣掛鈎。中國政府也不鼓勵資本自由流動，以免破壞經濟穩定。 人民幣替代美元的趨勢正在形成並將發展：即使多年來美元的主導地位相對較強，但在許多專家看來，美元的影響力正朝著長期下降的方向發展。人民幣的管飯使用最終有可能對這一進程做出重要貢獻。
中美之間的技術戰不僅對其參與者，而且對半導體市場的主要參與者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俄羅斯版《福布斯》對美國如何在爭奪領導地位的競爭中試圖削弱和超越中國以及這可能會給國際商貿和技術發展帶來甚麼後果進行了分析。文章寫道，去年簽署了新的許可限制，禁止向中國（包括香港）和俄羅斯出口先進芯片。限制尤其影響了高科技圖形處理單元 (GPU)，這對超級計算機（人工智能發展的引擎）的發展至關重要。因此這沈重打擊了行業領導者 Nvidia 和 AMD ——它們不僅損失了約 4 億美元的利潤，而且還開始製造不受法律限制的專門用於出口到中國的產品。今年 3 月芯片法又有了新的修正案，將限制公司與中國工廠合作和投資的能力。 美國公司馬上警告投資者，失去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將使自己損失數十億美元的收入。為了緩解國內市場的緊張局勢，拜登政府正在遊說東京和海牙對外國公司實施類似的限制。這種拉攏多國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外國公司佔據因美國公司離開而創造的利基市場。然而，如果從中國轉移生產，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資源注入（已經有人說缺乏專家），會拖慢美國或夥伴國家的業務發展，那麼我們應該可能不會指望增加對中國的制裁政策。此外，國家數字經濟計劃實施項目辦公室負責人安東·巴克拉諾夫建議，如果對抗升級，北京可能會以禁止從中國出口鋰作為回應。這對西方汽車製造商和替代能源項目的綠色倡議絕對是極其痛苦的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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