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亞洲》此前援引對日本政府和北約代表的採訪報道稱，北約計劃於2024年在東京設立聯絡處，並準備在聯合文件中體現出與日本在網絡空間、太空和打擊虛假信息這些新領域加強安全合作。北約一位代表表示：“7月份我們希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參加立陶宛舉行的北約峰會，在這之前我們希望制定一個新的合作計劃。”據悉，預計2023年夏季，新領域的安全領域合作問題將體現在聯合文件中。另外，報道還稱日本自衛隊全面參加北約主持下的網絡安全演習問題也將在考慮範圍中。若2024年北約在日本落實設立聯絡處，這將是北約在亞洲的第一個辦事處。
陳洋表示，自去年2月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日本與北約互動明顯增多。比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6月出席北約峰會，成為首個出席北約峰會的日本首相。而今年1月底，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訪問日本，並與岸田舉行會談。值得注意是，日本與北約之間的互動大多以“務虛”為主，也就是通過舉行會談、參加多邊會議等方式增進雙邊關係，但從去年11月日本政府宣佈正式加入北約網絡防禦中心（CCDCOE）以來，雙方的互動開始朝著“務實”方向邁進，這一次北約計劃在東京設立聯絡處也恰恰是雙方“務實”互動的最新延伸。由於CCDCOE的總部位於愛沙尼亞首都塔林，所以日本的加入看上去是“西行”，而接下來北約若在東京設立聯絡處，則象徵著北約的“東擴”。日本與北約“一來一往”相互勾結，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陳洋指出，有日本媒體披露稱，北約在東京設立的聯絡處可能只有一個人。看似人數很少，但這並不意味著北約今後不會擴大在東京聯絡處的規模，特別是北約從去年開始就加強與亞太國家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AP4）的聯繫，而且今年仍將邀請這四國領導人出席北約峰會。所以，北約很有可能是先在東京設立一個“落腳點”，今後或者擴大在東京聯絡處的規模，或者在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家設立新的的聯絡處。如此一來，北約不僅強化了與一些亞太國家的軍事聯繫，而且也能更有力地推進北約“亞太化”的實現。這一方面將會加劇亞太地區的陣營化，也就是形成新的具有明顯封閉排他性質的“小圈子”“小團體”，另一方面將會對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形勢造成衝擊，破壞亞太地區的疫後經濟復蘇進程等。
他認為，實際上，作為區域組織的北約與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日本強化雙邊關係本無可厚非，但北約是冷戰產物、是當前烏克蘭危機的始作俑者，而日本近年來又大肆擴大軍費開支、不斷強化本國軍備武裝，而且北約、日本還都將中國和俄羅斯視作“威脅”“挑戰”，所以北約在東京設立聯絡處，以及北約與日本強化雙邊關係無疑值得地區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的高度警惕。日本在歷史上曾給亞洲國家和人民帶來沈痛災難，北約則將歐洲徹底搞亂、戰火連連，所以絕對不能允許日本和北約再將亞太搞亂。
陳洋還認為，北約計劃在東京設立聯絡處表明北約有意使自身更加政治化。
他表示：“我記得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曾向各成員國呼籲稱，讓北約的‘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影響力相當，變得更加強大’。這次，北約計劃在東京設立聯絡處，就不難看出其不僅有意提升政治影響力，而且也有意讓北約更加政治化。”
陳洋強調，眾所周知，北約是冷戰產物，是一個區域性的軍事組織。北約最初成立的目的是應對蘇聯威脅，但隨著蘇聯的解體，北約存在的意義也就大打折扣，而沒有一個明確、現實、強大的威脅，那麼北約就隨時會分散解體。時下，北約計劃在東京設立聯絡處，實際也是為了配合日本將中國渲染稱一個“威脅”，將如何應對中國進行政治化包裝，以此促使成員國的團結，以及維持北約自身存在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