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亞洲的興趣源自童年
格里戈里·日加里科夫對亞洲文化的興趣源於童年，但那時他還沒有對中國或其語言進行深入研究。格里戈里第一次接觸中文是在小學。給孩子請中文家教的決定是父母做出的，沒想到他的一生都將與這門語言和這個國家聯繫在一起：
“我當時已經對亞洲文化產生了興趣，但認識相當模糊。和任何在90年代長大的俄羅斯男孩一樣，我是從成龍的電影中瞭解中國的。學習中文是我父母做出的決定。為此我非常感謝他們。顯然他們在我身上看到了某種能力，也許是敏銳樂感或語言天賦。”
格里戈里開始有意識地學習中文是在大學。
“我畢業於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漢語、越南語、老撾語和高棉語教研室。然後到中國高校進修，從北京大學畢業。大約在同一時期，我開始從事翻譯工作。之後我很幸運在駐華大使館找到了一份工作。”
漸漸地，格里戈里開始參與那裡的翻譯工作。第一次最高級別的翻譯經歷是在2016年普京訪問北京期間。而這一次，在2023年，格里戈里·日加里科夫是專門從北京借調到莫斯科，為訪問提供“語言支持”。
領導人外交
談及對此次會談的主觀感受，格里戈里強調了俄中領導人之間的密切接觸和特殊的“化學反應”：
“關於我的主觀感受，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們領導人之間的人際交往。他們對話時確實非常相互尊重，彼此信任。當我們談到領導人外交在俄中關係中發揮著引領作用時，這不是空話，的確如此。這背後有種個人的化學反應。”
格里戈里指出，中國國家主席此次對莫斯科的訪問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從行程來看內容充實。就禮賓而言，也是最高規格：
“說來也怪，對翻譯而言，轉場問題非常重要，直接影響到我們的工作。從這方面來看，這次訪問並不是最困難的。因為訪問在主場進行，各項活動全部集中在一個地點。因此，組織這次訪問的人，包括翻譯，都不應擔心技術問題。這種規模的訪問活動通常不止一兩個翻譯人員，而是雙方各配備一整個團隊：有人在翻譯間里工作，有人負責禮賓活動翻譯。這次是一場國宴，不僅有最高級別人員之間的接觸，還有其他代表團成員之間的互動。此外，還有人在活動間隙和領導人單獨會晤時翻譯，我很幸運能夠以這種身份參與其中。”
據格里戈里介紹，這種形式主要是交傳。會談在輕鬆、自然的氛圍中進行，對翻譯而言總是更容易一些。但即使是這樣也會有“陷阱”：
“這種互信接觸意味著可以就最廣泛的議題進行對話。我們的領導人視野非常廣闊，你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談到甚麼。從這一點來說，經常瀏覽各種信息，不斷使用語言會有所幫助。”
“讓我們從爐子開始跳舞吧”
格里戈里表示，普京是一位“經驗非常豐富的國務活動家，對語言工作有著細緻的瞭解”。他總是很守時，重視工作節奏，也知道時間的寶貴：
“他非常瞭解翻譯會在工作中面臨哪些困難。和他一起工作非常順暢，也很舒適。他本人的語速還算中等，但需要指出，他要求翻譯語速更快。但這一點很快就能習慣和適應。禮賓活動本身不排除會與總統進行個人溝通，但我沒有和他進行過這樣的交流。一切都是為了盡可能地配合元首的日程安排。總統本人也會花時間來解決一些工作問題。”
儘管如此，在工作中有時也會出現一系列困難。普京經常在講話中使用難以翻譯的表達：諺語、俗語和名言，其中許多對於外國人而言是難以理解的。中國國家主席也是如此，他經常引經據典，使用文言文，甚至依照成語發明自己的獨創表達。格里戈里說，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理想的翻譯方案。
“我們總統會經常提到俄羅斯或蘇聯經典作品中的文化形象，使用大量的諺語、俗語和俚語表達。例如，‘這是甚麼？簡直是嫩皮靴！’（意為胡說八道）或者‘讓我們從爐子開始跳舞吧’（意為從頭做起），或者‘自己的襯衫更貼身’（意為切身利益最重要）。”
事實上，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不是很容易理清頭緒。在這種情況下，不應追求翻譯的雅致。因為總會有陷入所謂“他人思維陷阱”的風險。格里戈里說，例如，對於同一個形象可能有相似的表達，但你可能不知道這個形象的內涵是甚麼。最可靠的方式是傳達意思。
翻譯的存在感不要太強
至於單獨會晤翻譯的特點，則非常重要的是不要成為對話者之間的障礙，而要營造出用同一種語言交談的感覺：
“有種現象叫作‘協調關係’（rapport）。這是一個心理學術語，在說話人與翻譯建立緊密的情感和心理聯繫時會用到。當譯員開始更好地捕捉說話人音色和情感上的細微變化時，就會開始下意識地‘閱讀’非語言交流。”
如果注意這種會晤的圖片報道，就會發現翻譯人員往往與說話人坐姿相同。他不僅會模仿說話人的姿勢，還會模仿他的手勢。
“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營造出一種會談沒有中間人的感覺，就好像翻譯不存在一樣。有時拋開翻譯筆記也是合適的選擇。翻譯總是隨身攜帶筆記本，做筆記，以便更準確地表達談話的內容。但在這種情況下，恰恰是有時拋開筆記本會更容易，以免干擾會晤交流的流暢性。”
獨木不成林
格里戈里指出，在此類活動中，翻譯工作通常是整個團隊的工作。必要時協同一致和準備為彼此提供支持很重要：
“我們與中方翻譯團隊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係。我們與他們定期溝通，交流經驗，共同思考如何翻譯新術語。無論是在談判桌上，還是在翻譯間，我們隨時準備幫助彼此，隨時準備為對方提供支持。這是我們俄中關係的一個特點，也是所有參與人員的顯著特徵。”
甚麼都有可能發生
儘管所有此類活動都以最高規格舉行，但各種新奇有趣的情況還是時有發生。翻譯界習慣分享此類經驗。
“當然，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講一遍，但可以講一些我的親身經歷。例如，有一次去出差。在這種情況下，通常會帶上西裝、襯衫和領帶。那次我帶了一件袖扣襯衫，但忘了帶袖扣。而我在15-20分鐘後就需要去參加活動。為了體面出席，我不得不匆忙在酒店裡找針線把袖口縫起來。”格里戈里笑著說。
在某些情況下，翻譯會遇到技術故障或禮節上的差錯。
“有一次我陪同我們的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他與中國外長的會面涉及同聲傳譯。但是那次活動沒有同傳間，麥克風也不好使。會談不得不改為交傳，也就是停頓一下，聽聽外長在說甚麼，然後快速翻譯。但活動最終還是圓滿結束。所有的技術難題都解決了。”
重要的是不要忘記吃飯
翻譯是一個工作量巨大的職業。例如，同傳譯員幾乎每秒鐘都在做決定。但除了專業問題之外，身體原因有時也會導致麻煩：
“在我們的實踐中，通常活動都會在很遠的地方舉辦。這其中包括時差、長途飛行和密集的日程安排等因素。因此就會出現另一個問題——沒有辦法睡覺。能否在活動前夕睡上一覺幾乎是決定翻譯質量的主要因素。當然，並不總能如願。你會努力爭取，定期鍛鍊。”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不要忘記吃飯。原則上講，常常沒有這種可能性。就像格里戈里分享的那樣，許多翻譯的口袋里都裝著巧克力，以便在需要的時候“充電”，快速攝入碳水。
“此外，還需要提到緊張因素。無論工作經驗如何，它始終存在。翻譯過程中就不會再緊張，因為會專注翻譯。但在活動開始前，往往會伴隨著漫長的等待。譯員可能就會開始焦慮不安。應對這種情況有一定的呼吸或心理學技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藥方’，都能以某種方式應對。”
3月20日，中國國家主席對俄羅斯進行了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主要成果是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2030年前中俄經濟合作重點方向發展規劃的聯合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