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國防長在新加坡舉行近年來的首次會晤。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弘教授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兩國領導人於11月在巴釐島舉行會晤後，外交關係出現了拐點。他說：
“自2017年年中以來，中澳關係遭到了來自澳大利亞上兩屆政府的嚴重破壞，兩國關係一度處於冰點。今年澳大利亞大選後，新上台的工黨政府在一些涉華政策和具體措施上同此前的自由黨-國家黨聯盟當局做出切割，提出要‘把對華關係穩定下來’的方針。中方也多次釋放善意，在巴釐島G20峰會期間，兩國領導人實現了2016年以來的首次會談，由此自上而下地部署和推進雙邊關係的改善，兩國關係到了峰迴路轉，走出困局的轉折點。此次黃英賢外長選擇在兩國建交50週年的時機進行訪華，也賦予了此次中國之行特殊的意義。50年前，當時的澳大利亞領導人頂住來自國內外的壓力，毅然同中國建交。今天，同樣也是新當選的工黨政府也能夠排除干擾，克服阻力，推動兩國關係的改善。”
中國高度評價澳大利亞新政府改善與發展雙邊關係的意願。王毅外長在中澳第六輪外交和戰略對話框架下舉行的會晤上指出，中澳之間沒有歷史糾葛，沒有根本性的利益衝突，彼此互需，應完全成為合作夥伴。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所東南亞、澳大利亞和大洋洲研究中心專家阿爾焦姆·佳林認為，澳大利亞對中國在大洋洲角色的新觀點，應成為夥伴關係的條件。他說：
“中國地區層面的影響力在不斷增長，已成為太平洋南部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關鍵投資國、發展和援助資金源泉。澳大利亞逐漸接受了的事實是，中國已成為主要的、不可否認的玩家之一，無法漠視其在本地區發展的巨大貢獻，儘管中國地理上與大洋洲的距離要比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遠很多。我覺得，黃英賢外長訪問中國曾討論過這個題目。澳大利亞的新看法，或將中國從競爭對手轉為合作夥伴。”
專家陳弘指出，澳大利亞承認中國在太平洋南部地區的利益，以及對中國發展的非政治化觀點，是雙邊關係改善的不可缺少的條件。他說：
“澳大利亞在對外政策上將澳美同盟作為基石，對此中國無意反對和干涉。但是無論澳大利亞和任何國家結成同盟或夥伴關係，都不應以中國作為針對的目標。中國的前進步伐是任何勢力都不可能遏制和阻擋的，澳大利亞應當認清歷史潮流大勢，正確看待中國的發展。中澳兩國在政治制度、治理模式、社會形態、文化傳統等方面有著這樣那樣的差異，但是兩國都不應當放大和扭曲這種差異，而應當尋求共同點，謀求共同利益，實現兩國關係的互利共贏。”
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東盟研究中心專家亞羅斯拉夫·扎哈里耶夫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新的一年里，不要期望堪培拉和北京的關係急劇改變。他說：
“預測沒那麼理想，原因在於，澳大利亞在構建與華關係方面沒有主權。實質看，澳方主權已經委屬於倫敦和華盛頓，是美國和英國的附庸，在AUKUS內是小夥伴，沒法作為平等夥伴提出任何建議。澳大利亞是華盛頓的‘僚機’，美國不會允許澳方向中國做出任何傾斜。當然，澳大利亞需要中國市場和金融資源，中國也願意和澳大利亞發展經貿關係，如果其停止將關係政治化的話。但這種事情是不會發生的，因為在現代地緣政治中，澳大利亞完全依賴於美國，只是被用於制衡中國。”
儘管澳大利亞弱化反華腔調，但關係依然緊張，政治上的爭執使經貿合作變得暗淡。比如，暫時還不明確澳大利亞新政府在吸引中國投資方面的立場，不排除，像美國和英國那樣，召回或重申已經簽署了的投資協議。中國是澳大利亞的主要貿易夥伴，儘管有疫情影響、各種限制和供應鏈出現問題。這表明，澳大利亞與中國利益相關。2022年，美國和其他夥伴試圖將澳大利亞拉入本地區軍事化內，並將與中國的諸多方面政治化，然而，凡此種種，並不能彌補與中國關係所給予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