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衛婷分析稱，其一，美沙盟友關係基礎鬆動。他說，美沙關係取決於兩個反方向力量的平衡結果，一個是基於石油-安全相互依賴而形成的凝聚力，一個是源於文明形態和發展程度差異所導致的排斥力。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主導的國際格局加速瓦解，美沙兩國先後陷入各自國內社會和政治危機。出於安全自助，兩國都只能各行其是，強調本國國家利益和合法性敘事，結果導致盟友間凝聚力漸消而排斥力漸長。兩國間直接摩擦和衝突加劇，守望相助成為一廂情願。美國亞太再平衡和阿拉伯之春都加速了美沙戰略盟友關係消解的進程。
專家表示，其二，兩國根本利益分歧凸顯。他表示，拜登上台後的最優先議程是防止特朗普式民粹政治再次上台，為此外交上重提多邊主義，組織民主峰會，煽動俄烏衝突，試圖通過強化外部敵我陣營以約束和修復國內政治生態。拜登推動恢復伊核協議和外交孤立沙特王儲都直接傷害了沙特核心利益。為了抑制國內高通脹，進一步精准打擊俄羅斯和特朗普，拜登在訪問沙特時向後者提出增產要求。阿拉伯之春後，沙特重建政權合法性，單一石油財政難以支持，國家前途命運繫於經濟多元化戰略。要為多元化戰略提供融資擔保，王儲需要以2萬億美元總估值目標出售沙特阿美公司5%股權。油價長期走低趨勢下，剩餘儲量疑問使阿美海外上市屢屢遇阻。沙特如接受拜登要求，又將無謂減少剩餘儲量，進而負面影響阿美估值。
張衛婷說，其三，安全觀念衝突持續發展。他認為，沙特推動OPEC+達成削產保價，發生在美國中期選舉前夕，似乎暗含抗拒拜登和站台特朗普的意味，引起拜登強烈不滿，並表示或將重新評估美沙關係。重估關係最嚴重的後果就是調整雙邊安全協議，包括取消軍火供應。美方認為只要美國退出安全承諾，沙特就將失去國家安全的最後保障。而沙特卻認為軍火訂單更多是沙特向美國經濟輸血。但美國放棄盟友撤出阿富汗的做法，已徹底暴露其安全承諾的有限性。在地區傳統安全問題上，美國已無力提供新的解決方案；經濟制裁和邊緣戰爭都壓服不了伊朗，只能反復以退出或恢復核協議試探籠絡之。相反，美國地區政策的劇烈調整不斷產生新的安全問題，惡化沙特安全環境。2019年沙特煉油設施遇襲，很大程度也是美國地區安全政策的結果。
此外，專家指出，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美沙更是漸行漸遠。沙特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還不完全，國內政權社會關係與地區民族、教派問題高度滲透和交織。美國撤出敘利亞和伊拉克，在巴以問題上偏袒以色列，及至以人權事務為由孤立沙特，都在由外而內損害沙特政權合法性，壓縮其地區影響力，進而限制其在國際石油供應端的傳統影響力。而石油生產搖擺國地位是沙特在國家多元化轉型尚未成功前、美沙關係重塑過程中，少數可以主動施為的安全防禦工具。全球能源結構輕碳化轉型，傳統油氣供應端更加擁擠，地區國家分化，沙特遠交近攻，與俄羅斯交叉持股，組織OPEC+框架，以鞏固本國原油定價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