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7年生的，當時我父母正好到蘇聯來學習，我生在莫斯科。1941年衛國戰爭開始後把我們轉移到了後方，就是伊萬諾沃，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這就是我來蘇聯最早的歷史。1941年戰爭爆發時我僅四歲，那時候蘇聯在跟德國和日本打仗，很困難，我們也受到這個影響，比如我們非常非常的缺吃的，餓著肚子，但是我們把這叫‘金色的童年’，我只有非常幸福的回憶。很艱難的回憶我們沒有留下多少，因為無論怎樣，我們的老師對我們非常細緻周到的關愛，關照我們，教育我們。另外，我覺得蘇聯人民對我們有非常非常的國際主義精神，雖然條件比較困難，但是他們給我們盡可能的最好的生活條件。再有，最主要的是他們把國際主義的愛給了我們，蘇聯人民當時對我們的這種國際主義精神的這種愛我印象非常深刻。”
“最大的遺憾是我沒能見到他，因為他現在在療養院，但我們視頻交流過。格里戈羅維奇是我的恩師，是我的導師，是我的貴人，他不但是在專業上用一年半的時間我在他那兒，在莫斯科大劇院進修，那個時候他是莫斯科大劇院的藝術總監，也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舞蹈編導之一，但是他對我不但是在專業上幫助很大，他是我的老師，同時也把我當成很親密的朋友，所以我非常非常欽佩他。”
“1959年，我從北京舞蹈學校畢業，那個時候正趕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十週年，當時，莫斯科大劇院專門為了慶祝我們的十週年來中國演出，我當時很幸運，作為一個學習小組的成員一直陪同他們在國內走了一個多月。那時候我就開始認識烏蘭諾娃，因為她在北京搞 《吉賽爾》 和《仙女們》的排練。我看到吉賽爾的時候，她已經48歲了，但是她出來的時候像是十五六歲的女孩兒，完了她不是有發瘋的那一場嗎？我的眼淚就不住的下來，所以我一直陪著他們走的。”
“然後，我在蘇聯做為高級訪問學者在莫斯科大劇院跟格里戈羅維奇先生進修的時候，我每次看烏蘭諾娃的排練，而且你們可能是很難想象她請我去她家裡去過三次，到她家裡去做客。我還有很多照片，她後來幾次來中國我都陪著她。我在1989年和1997年的時候，我是莫斯科比賽的評委，她是名譽主席，我們兩個就挨著坐的，很近。她對我是非常的親切，一點架子也沒有，連俄羅斯演員都覺得：啊？你都去到她家裡三次了？！我們在這多少年都沒去過她家，而且她很內秀，談話非常的親切，也很熱情，而且在莫斯科比賽以前，我請她當我們的演員排練，她二話不說就去給我們排練。反正是我覺得她是一個……我寫過關於她的好幾篇文章，我叫她‘普通的女神’，她又是女神又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一個人，但是她又很偉大，所以我對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舞台上，她在舞台上跟在生活中完全不一樣。我個人認為，在二十世紀，她是一個最偉大的芭蕾舞藝術家，也許有人比她的條件好，線條也好，技術也比她好，但是作為一個藝術家，沒人比得過她。”
“俄羅斯芭蕾是俄羅斯的一張名片。到現在為止，我認為俄羅斯芭蕾在世界上應該是屬於領先地位，雖然我認識所有這些老藝術家，像烏蘭諾娃、謝苗諾娃、普莉謝茨卡婭、斯特魯奇科娃、杜金斯卡婭、謝爾蓋耶夫和恰布吉阿尼等等，都是蘇聯芭蕾屆最最著名的大師，但是他們都離開了，很多都離開了我們現在這個世界。但他們有很稱職的繼承人，他們繼續把俄羅斯芭蕾保留在世界芭蕾最高的水平。我個人認為，俄羅斯芭蕾中我最尊敬的也最熱愛的芭蕾舞團就是莫斯科大劇院和馬林斯基劇院。”
“俄羅斯芭蕾對中國芭蕾的誕生和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我們在1954年成立北京舞蹈學校的時候，當時有一個蘇聯專家叫奧麗加·亞歷山大洛夫娜·伊琳娜， 後來來了更有權威性的專家彼得·安德烈耶維奇·古謝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謝列布列尼克科夫、瓦蓮金娜·瓦西里耶夫娜· 魯緬採娃。他們都是列寧格勒的舞蹈學畢業的，而且是把最純正的俄羅斯芭蕾學派藝術帶到我們中國，所以我老講一句話就是：飲水不忘挖井人。到現在為止，中國的芭蕾如果沒有俄羅斯芭蕾的底子，它不會發展的這麼快。我的一個朋友是白俄羅斯大劇院芭蕾舞藝術總監，他看過我們的演出，我們的選手叫瓦連金·耶利扎利耶夫，他說中國芭蕾的成績用50年做了西方芭蕾300年的歷史，也就是說我們進步的很快，那這個進步主要是我們繼承了俄羅斯芭蕾的傳統，所以我們現在還是俄羅斯芭蕾的血脈。”
“我到現在還喜歡吃俄羅斯菜，我最喜歡紅菜湯，（笑）我最喜歡牛肉餅，最喜歡摜奶油。”
“我在俄羅斯去的地方不多，莫斯科、聖彼得堡、新西伯利亞、金環、伊萬諾沃。我想可能是我還沒去過的地方是真正的西伯利亞，我去過貝加爾湖，路過但是沒有做那邊生活過，我想將來如果有機會我去貝加爾湖住一個禮拜。”
“這個我很難說，反正是我有兩個是最主要的：一個是樂觀，還有一個就是我熱愛我的事業，我始終是和我的事業分不開的。所以我不覺得我老就對事業不感興趣了，我也不覺得年齡大了以後，85歲就應該在家裡躺著休息了，不是！不是！我總是保持對事業的熱愛，也保持一種比較樂觀的生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