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應對大國競爭的聯盟體系。聯盟體系一直被拜登政府視為美國國家實力的‘力量倍增器’，是實現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美國國家利益的基石。布林肯在演說中提到，美國正在構建針對中國的包括美、印、日、澳在內‘四國安全框架’和包括美、英、澳在內AUKUS兩大地緣戰略與安全聯盟；包括‘歐盟——美國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和‘印太經濟框架’（IPEF）在內的技術聯盟和經濟聯盟；以‘全球民主峰會’為代表的價值觀聯盟或民主聯盟等復合型的模塊化聯盟體系。”
“‘投資’，也就是拜登經常說的打造一個更加強大的美國。像特朗普那樣拉中國的後腿不是目的，拜登希望美國必須比中國發展的更快、更好。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就是布林肯所說的‘投資於……國內的實力基礎：我們的競爭力、創新和民主’。包括對科學研究、教育、基礎設施、勞動力進行戰略投資，以維持和擴大美國經濟和技術影響力，使美國經濟和供應鏈更具彈性，增強美國的競爭優勢。從實力地位出發，維護美國治下的國際秩序、追求美國國家利益，是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一貫的做法。”
“將中國部分產品、特別是數字產品‘泛安全化’和‘泛意識形態化’，限制此類產品的市場准入。導致包括華為、中興、海康威視等在內的數字產品難以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市場。”
“美國和西方國家還將加大對國際標準機構領導權的爭奪，以掌握涉及包括人工智能、新一代移動通信等技術在內的國際技術標準的制定權，甚至將中國排除在重要國際標準組織之外。”
“更為嚴重的是，美國以意識形態划線，將中國發展數字技術的模式、數字技術參與社會治理的方式以及中國的‘數字一帶一路’冠之以‘數字威權主義’，很有可能會導致未來數字經濟與貿易領域分裂為兩大體系，這樣的危險明顯在上升之中。”
“美國科技聯盟的核心是歐盟國家和日本，這些國家與美國在知識產權、市場准入和政府補貼幾個領域有共同的價值取向，但也不盡相同。歐盟的‘數字主權戰略’被美國視為歐盟的‘技術民族主義’，與中國的‘網絡主權’則有異曲同工之處；另外，如果美國對於中國的技術產品出口限制過於嚴格，嚴重依賴中國市場的日本和歐洲企業有可能會開發兩種技術體系分別應付美國和中國，讓美國的科技聯盟效力大打折扣。”
“針對美國將意識形態武器化，我們應該有針對性地做工作。一方面，中國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突破歐美國家的‘數字威權主義’話語體系的圍堵。中國要利用包括聯合國、中非合作論壇、20國集團等在內的多邊合作機制，提出並倡導數字化時代的共同發展觀，讓發展中國家共享數字發展的紅利，構建‘數字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另一方面，講好中國國家治理的故事，尤其是從國家治理的效果對比中美兩國國家治理體制的優劣，證明效果比形式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