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當“四邊機制”剛剛以某種非常鬆散的四個“海上民主國家”組合出現時，中國外長王毅把這種組合比作大海中的泡沫，雖然它一浪高過一浪，但很快就消失了。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警告，四年過後這一形象比喻的現實意義絲毫不亞於“四邊機制”當年組建之初。
“四邊機制”成員國的媒體大量渲染四國領導人的第二次線下會晤。然而東京峰會的結果顯然不是最高層應該討論的問題，而是在外長們的職權範圍。其中，“四邊機制”的軍事基礎設施的發展以及安全和國防領域的其他聯合項目，根本就沒有在東京峰會上進行討論，儘管外界對此曾抱有期待。顯然美、日、澳、印在打造“亞洲版北約”的全面軍事同盟問題上的矛盾如此之大，以至連領導人都不知如何辦是好。
很有可能美國最終難以說服其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亞——犧牲與他國的經濟合作，而在“四邊機制”基礎上建立“亞洲版北約”。總的來說，印度最初反對四國軍事化，並且至今沒有改變立場。印度總理莫迪在東京的一次演講中將“四邊機制”比作“向善的力量”，概述了印度參與這一機制的優先事項——公共衛生、氣候變化、供應鏈彈性、災害應對和經濟合作。
美國總統拜登則在自己的演講中主要談論的是烏克蘭。向烏克蘭提供大量軍事物資以及因此無法在“兩條戰線”採取行動，可能是美國未能組建新的遏制中國的軍事同盟的另一原因。顯然在不久的將來四國也只能僅限於進一步完善美英澳“三邊安保聯盟”（AUKUS），發展與澳大利亞和日本的雙邊軍事合作。況且日本顯然也看到了自己參與地區軍事項目的局限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東京峰會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日本不打算加入 AUKUS。
還在此次東京峰會之前，人們就知道“四邊機制”不會擴大。韓國並不急於加入該機制。儘管峰會本身似乎是最適合它的地方。韓國總統尹錫悅在選舉前辯論時以及就任總統之後，都曾表示他不反對加入“四邊機制”。不過在此次峰會前夕接受CNN採訪時，尹錫悅表示，韓國只能加入該機制的幾個工作組。是否加入該機制並獲得永久成員資格，還尚未做出決定，但“仍在考慮中”。當尹錫悅被問及可能會遇到北京反應的風險時，他表示兩國都依賴於相互合作。 “所以我認為中國在這個問題上過於敏感是不合理的，”韓國總統表示。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韓國研究中心主任亞歷山大·沃龍佐夫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尹錫悅可能已經決定用自己的言論來試探北京的反應。
亞歷山大·沃龍佐夫說：“韓國總統正在奔向這個機制，但他的行為帶有衝動，他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立場。這不能不激怒中國。也許現在韓國總統正在不同的場地打球，摸索立場，看看不同政黨的反應，包括在韓國本身，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這一點。首先，他在試探中國：如果我們加入‘四邊機制’，雙邊關係會發生甚麼變化。只能猜測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過度敏感’可能會導致甚麼結果。此前曾有一個北京對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的反應的先例。中方的反應實際上等同於制裁。來自中國的經濟限制讓首爾遭受痛苦。所有明智的韓國人，首先是商人和經濟學家，都承認這給國家造成了沈重的後果。可見，韓國新一屆領導層已有前車之鑒。”
此次峰會宣佈四方國家同意在五年內為印太地區基礎設施和投資提供 500 億美元。該計劃的細節沒有披露。包括資金來源和項目實施的國家尚不清楚。
還推出了一個旨在保護海上邊界的倡議，以加強印太地區的集體監視能力。美聯社稱該倡議比較 “低調”。據白宮稱，其中該倡議將允許跟蹤非法捕魚。
閆岩專家還解釋了跟蹤所謂“黑暗航運”的想法如何在實踐中產生，以及四國怎樣支持“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閆岩專家說：“美日印澳四國建立海上跟蹤系統，實際上是為了進一步深化四國機制的安全合作，建立起的海上情報共享系統。據稱，該新系統啓用後，即使漁船關掉一般用於跟蹤船隻工作的轉發器，美國及其盟友依舊可以監控漁船的活動情況。針對相關船舶信息的情報共享機制，將成為四國深化海上安全合作的幌子，成為全球海洋秩序與海上安全的威脅，與人類‘和平利用海洋’的時代主題背道而馳。
“該倡議為美國進一步介入南海事務，尤其是美國海岸警衛隊以打擊南海‘非法捕魚’作出鋪墊。自2019年以來，美國海岸警衛隊不但多次穿越南海海域，將執法船部署到關島，還加大了對東南亞國家的海上執法機構的資助與合作。為日後進一步在南海攪混水，與南海沿岸國開展針對中國海警船和漁船的聯合執法合作打下基礎。 ”
中國外交部週二表示，中國外長王毅將於5月26日開始訪問所羅門群島。《所羅門時報》同日撰文稱，中國外長訪問該國的時機並非偶然。具有象徵意義的是，這次訪問幾乎恰逢“四邊機制”峰會。中國借此向東京四國領導人發出信號。該報指出，與中國簽署安全協議將是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強烈反響的“實質”。
在中國外長訪問期間與所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合作協議後，不排除中國與其他太平洋島國就這些問題進行接觸。有可能在王毅出訪大洋洲和東南亞七國期間宣佈。因此，四邊海上倡議主要都是試圖干預中國在南太平洋、東南亞和印度洋日益增長的海上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