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維爾紐斯設立代表處後，立陶宛與中國的關係急劇惡化。北京首先將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地位降為代辦級別。此外，立陶宛對中國的出口商也開始遇到一些困難。首先，立陶宛從中國海關名單中消失，出口商無法在中國清關。是的，這個問題在不到一周的時間內就解決了。然而很快，正如多家西方媒體報道的那樣，中方似乎開始向跨國公司施壓，尤其是對德國輪胎製造商大陸集團。歐洲公司抱怨稱，中國堅持不向本國供應任何含有立陶宛製造部件的產品。
中方稱與立陶宛的矛盾純屬政治性質，不應在這裡尋找任何經濟成分。儘管如此，立陶宛仍將這種情況視為“經濟霸凌”，並向歐盟尋求“幫助”。按照立陶宛外長蘭茨貝吉斯的說法，立陶宛無法採取報復措施，因為歐盟委員會負責監管海關係統。他呼籲布魯塞爾採取堅定立場，幫助維爾紐斯與中國進行這場“不平等的鬥爭”。
然而，急忙“幫助”受害的立陶宛的，不是布魯塞爾，而是台灣。台灣最初承諾購買一批原本出口給中國大陸的立陶宛朗姆酒。台灣政府隨後承諾設立一個 2 億美元的基金，用於投資立陶宛的戰略產業。最後，台北向立陶宛提供了 10 億美元的信貸額度，以資助這個波羅的海國家與台島的貿易項目。
然而，布魯塞爾並不急於採取具體措施。歐洲在對華關係問題上沒有同一立場。對於許多國家來說，尤其是德國，中國仍然是最重要的產品銷售市場。他們還沒有準備好為了自己的歐盟小夥伴而放棄中國。實際上，這就是為甚麼中國的限制對維爾紐斯本身來說是痛苦的。立陶宛總統瑙塞達已經表示立陶宛將代表處名稱從“台北”改為“台灣”的決定是一個錯誤。現在，歐盟終於做出回應，就中國的行為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訴。
然而，世貿組織在解決這個問題上可以扮演何種角色還不是很清楚。該組織處理的是純粹的經濟問題，而不是解決政治問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陳鳳英告訴衛星通訊社記者，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的行動可以被視為企圖將歐盟的做法從政治問題轉向貿易問題。陳鳳英專家說：
“政治問題經濟化，以及國內問題國際化，我認為是歐美對華政策的最突出表現。我們可以看到，立陶宛問題完全屬於政治範疇，與經濟毫無關聯。既然歐盟已經去上訴，那麼WTO自然會做出一個正確的判斷。而且WTO作為國際經濟組織，也是沒有權利解決政治問題的。我想我們應該相信WTO會用經濟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
世貿組織在解決這一問題中的角色尚不清楚，因為該組織本身正處於美國挑起的內部制度危機中。到目前為止，世貿組織上訴機構仍然沒有新的仲裁員，因為美國正在阻止他們的任命。當然，世貿組織的主要爭端解決機構還在運作。然而其決定的執行實際上變得絕對不是強制性的，因為工作癱瘓的上訴機構的決定仍然被認為是最終的。陳鳳英專家解釋說，本案只能依靠世貿組織協調機制的工作。陳鳳英專家接著說：
“當前WTO上訴機構的七名法官均已卸任，整個機構處於停擺狀態，但是還存在協調機制。波音和空客補貼案就是通過這一機制達成的結果，包括近日WTO允許中國對美加徵關稅，說明這一機制仍然處於正常的運轉中。協調機制原則上也是官方機制，只是不是專家機制。在上訴機構最高法官缺席的情況下，協調機制也能發揮一定的作用。不過這畢竟是過渡時期沒有辦法的辦法，雖然能夠起作用，但是權威性有所下降。”
布魯塞爾以及華盛頓、倫敦和堪培拉都不能不理解世貿組織在當前形勢下被削弱的事實。因此這些步驟頗具象徵意義。一方面，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歐盟企圖製造對抗的“統一戰線”，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的貿易和經濟政策“咄咄逼人”。另一方面，沒有人願意為小立陶宛挺身而出，損害自身經濟利益。堪培拉仍然記得自己希望在美國政治之後採取行動並採取主動行動的結果如何：要求中國對新冠病毒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美國只是口頭表達了對澳大利亞的聲援，但堪培拉隨之遇到與中國對澳牛肉、葡萄酒、大麥和其他一些商品實施限制有關的現實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