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拜登政府重審制裁政策，因為特朗普時期的制裁政策是“爆炸性的”，向這個或那個國家施壓的決定往往傷害到美國本身或其盟友。例如，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最終威脅到歐洲公司，或者對俄羅斯聯合鋁業集團（Rusal）的制裁導致鋁價上漲，使許多歐洲公司難以運作。
重點轉移到中國
按照新美國安全中心 (CNAS) 專家的估計，去年美國總共把765 個對象列入特別指定國民（SDN）清單。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制裁分為封鎖類（SDN清單）和部門類（SSI清單）。在第一種情況下，清單中的自然人和法人被禁止開展任何業務和進行交易，他們在美國的資產被封鎖，自然人被禁止進入美國境內。部門類制裁禁止美國資助某些行業，它們也適用於某些金融交易和證券交易。
中國、白俄羅斯和俄羅斯各佔拜登 SDN 類制裁決定的 12%——13%之間。中國佔第一位，在清單中有100 個制裁對象。白俄羅斯和俄羅斯分別擁有96 個和95 個這樣的制裁對象。
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 2020 年對 777 個自然人、公司和組織及其財產實施了制裁。然而，伊朗在制裁數量方面排名第一（43%），委內瑞拉排名第二（13%）。
中國傳媒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楊勉這樣解釋美國制裁政策發生的變化：
“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制裁的國家有所不同，我認為主要與當時的情勢有關。因為特朗普執政時期，伊朗是與美國矛盾最激烈的國家。包括當時朝鮮不斷進行核試驗，美國也進行了猛烈的制裁，只是後來特朗普訪問朝鮮緩和了雙邊關係，使得朝鮮的排名沒有那麼靠前。而拜登上台後則是全力打壓中國，前段時間以新疆問題和香港問題為由制裁了中國的官員。同樣，不久前白俄羅斯政府鎮壓了反對派領袖，使得美國集中火力開始制裁白俄羅斯。”
與此同時，儘管在拜登的領導下，美國與伊朗舉行了恢復 2015 年達成的限制伊朗核計劃多邊協議的談判（美國在特朗普時期於2018 年退出該協議）。楊勉認為，美國與伊朗的衝突還沒有結束。 這些變化只是由制裁重點暫時轉移到中國和俄羅斯而引起的：
“在這段時間我們可以看到，拜登有意向重返伊核協議，美伊關係與特朗普時期相比有所緩和，雙方間發生的衝突減少，相應的制裁也隨之減少。但是這並不表示今後不會再次加大制裁力度，只是說當前的形勢發生了變化。美國當前猛烈制裁中國，本質上與美國的對華政策基調有關。美國將中國看作自己的對手和敵人，包括對俄羅斯也是如此，那麼他是不會改變制裁的基本策略。只是說隨著形勢的不斷變化和熱點事件的切換，美國會不斷調整制裁名單上的國家和數量”，楊勉指出。
緬甸和保加利亞是如何惹惱美國的？
把中國和俄羅斯整體列入制裁名單的首位整體而言與拜登的對外政策言論相符合，他不斷指責莫斯科和北京具有咄咄逼人的意圖、損害人權，而且不願談判。白俄羅斯、緬甸和保加利亞進入制裁前五名引起了許多疑問，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公開的相互主張，美國的制裁實質上是由不滿這些國家的內政而引起的。
因此，正如美國國務院所說，美國對保加利亞的制裁針對的是該國的代表、“保加利亞黑手黨”和腐敗官員。 2021 年 6 月 2 日，美國財政部宣佈根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案》對3 名保加利亞寡頭及其相關的60 多個組織實施制裁，是該法案應用的最大規模案例。美國於2012 年12 月通過的《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案》規定對美國認為侵犯人權和參與腐敗的人實施制裁。
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主任安德里亞·加基（Andrea Gaki）當時表示：“美國支持所有努力根除腐敗並揭發破壞保加利亞經濟功能和民主制度的腐敗官員的保加利亞人。”
自去年2月緬甸政權更迭後，美國對緬甸實施制裁。順便說一句，俄羅斯外交部對此表示，“對緬甸實施制裁的問題不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議程上”。
楊冕專家指出，美國習慣於表現得好像它是世界的仲裁者：
“美國自視為世界警察和世界法官，對全世界凡是不符合美國價值觀的都要反對，並以所謂人權民主為由動用制裁手段、干涉他國內政。而且美國不僅針對政府，也針對企業、組織和個人”。
根據美國財政部的報告，在過去的 20 年里，美國制裁對象的數量增長了 933%，到 2021 年達到 9421 個。 迄今為止，大多制裁都是在特朗普政府期間進行的。 俄羅斯在單邊制裁問題上的立場多年來保持不變：採取單邊制裁違反國際法准則和《聯合國憲章》，損害了安理會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