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多說，討論的框架經濟協議將包括該地區諸如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經濟體——越南、馬來西亞、泰國。雷蒙多強調，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貿易協議。框架協議將更加廣泛，最重要的是，各國將能夠選擇適合自己的條款。這意味著，如果協議的任何個別要素對參與者不利，參與者將不必承擔全部義務。美國商務部長稱，儘管如此，該協議仍將非常“強大”，並表示希望在一年內取得一些實質性成果。不過，雷蒙多拒絕了美國重返“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可能性，並指出此問題目前已從議程中撤銷。
美國多年來一直試圖加強其在亞太地區的政治影響力。甚至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也宣佈“轉向亞洲”。順便說一下，正是在他執政時，美國加入了CPTPP以對抗中國在該地區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還是在奧巴馬執政期間，所謂的“印太戰略”開始形成——一種旨在改變亞洲力量平衡、兼顧美國利益的地緣政治政策。 “印太”概念並非美國發明，地區不同國家對此有不同理解。但正是美國，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後，開始將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印太地區視為遏制中國並增加華盛頓在該地區影響力的零和戰略。
該地區許多國家的確依賴美國，尤其是在國防和安全問題上。然而，近年來貿易和經濟層面的權重越來越大，而在這方面美國最終在特朗普時代失去了其威望。雷蒙多在評論新的經濟框架協議時，哀嘆美國在該地區缺席了四年，這並非一句空話，但現在，在現任政府帶領下，首要任務是讓美國重新成為經濟強國。
然而，美國究竟能怎樣表現？從國內政治角度來看，重返CPTPP是不可接受的——美國對自己參與該貿易協定的看法過於消極。與此同時，中國不失時機地成為去年簽署“全面區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推動者，並提交了加入CPTPP的申請。而白紙黑字上的貿易統計數字表明，疫情爆發之年，中國已成為東盟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正如浙江大學歷史學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柱所說，美國搞的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無論內容如何——本質上都是美國試圖建立替代機制，以增加自身在該地區的貿易和經濟權重。劉國柱專家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說：
“雷蒙多所提出的‘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屬於美國加大遏制中國力度的印太戰略的經濟成分，就像奧巴馬政府時期‘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跨太平洋貿易夥伴關係’（TPP）一樣，屬於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外交國安團隊的重要成員，如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庫特坎貝爾、國防部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厄利·拉特納希望重新審查美國重啓TPP或加入CPTTP的成本。拉特納認為，美國的印太戰略，‘如果沒有與TPP規模和範圍相同的經濟成分’將走向失敗。他也清楚，在目前美國國內政治氛圍下，美國重返TPP存在困難，但如果美國不參與印太地區的區域貿易協定，最終將導致美國的競爭對手在亞洲及其他地區的主導地位。中國與其他14個國家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RCEP）後，又提出了加入CPTTP的申請。坎貝爾認為，這對美國而言，‘應該是一個真正的警鐘’，美國將‘不得不考慮做出回應’。我認為，“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就是美國的回應，美國希望在經濟領域與印太地區國家更深入的融合，支撐美國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印太戰略。”
在與中國對抗的背景下，華盛頓建立新的國際機制來解決自身的經濟和技術發展問題同樣也很重要。雷蒙多並沒有隱瞞框架協議將重點解決三個主要任務。一是確保半導體供應鏈的穩定性，加強消費者與半導體產品製造商之間的協調，圍繞供應鏈營造透明信任的環境。這種含蓄的措辭背後有一個簡單的動機：確保在芯片供應方面獨立於中國，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將生產設施返回美國。雷蒙多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甚至直言，美國不能繼續如此依賴台灣公司的芯片。與此同時，她甚至向外國芯片製造商承諾，從這 540 億美元的蛋糕中分一杯羹，意在刺激美國技術能力的發展。雷蒙多說，最重要的是，實現生產美國本土化。
該協議的第二個任務是協調出口限制措施。這裡針對的還是中國。雷蒙多表示，出口限制不應太寬泛，否則公司將被剝奪中國市場，因此很大一部分收益可以用於進一步的研發。雷蒙多實際上也承認，目前美國對中國企業的限制沒有意義，因為其他國家繼續向中國供應“違禁品”。
最後，第三個挑戰是制定人工智能和安全領域的通用標準。美國將中國視為關鍵技術的新力量——不僅是第五代通信網絡，還有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扮演“傘”的角色，將在其下發展一系列新的民用和軍用技術。由於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因此在關鍵技術方面，華盛頓試圖最大程度地擺脫中國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大致類似冷戰時期美蘇兩個太空計劃的較量。
對亞太國家而言，與美國的合作，包括在經濟上的合作，有利也有弊。正如劉國柱專家指出的那樣，一方面，華盛頓將不得不拿出實實在在的經濟激勵措施來吸引亞洲夥伴加入新協議。另一方面，對於該地區的許多國家來說，中國仍然是主要的經濟力量。迄今為止，中國給該地區國家送去的“金錢”比美國多得多，而這個因素也不容忽視。劉國柱專家接著說：
“首先，這一框架的主要內涵尚不清晰，印太地區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接受美國新的提議也需要進一步觀察。如這一地區國家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國向他們開放國內市場，擴大市場准入，但這恰恰是美國最為難和不情願的事情
“其次，根據美方的說法，‘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應該僅僅是一個不需要國會批准的行政協議，這說明拜登政府清楚，這個協議的內容與TPP協議一樣，在美國國內存在不小的爭議，不可能被美國參議院批准，所以會採用不需要國會批准的行政協議的方式。但這就會造成與伊朗核協議一樣的境遇，如果下屆政府不認可，隨時可以退出這個協議。TPP協議和伊朗核協議殷鑒不遠，這一地區的國家不會想不到。
“再次，美國能夠釋放多少資源依然是未知數。在11月22日召開的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週年紀念峰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宣佈，將在未來三年向東盟提供15億美元發展援助，並無償提供1.5億劑新冠疫苗，還將向東盟抗疫基金提供500萬美元。而在10月底舉行的美國-東盟峰會上，拜登表示將探索構建一個區域經濟框架，並宣佈為東盟擺脫疫情困境撥款1.02億美元——這不到中國承諾援助的十分之一。在經貿領域，中國在這一地區擁有更大的話語權，這是美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正如新加坡副總理恆瑞傑上周所說，雖然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確保了過去幾十年的和平與穩定，但美國將不再能夠在未來數十年參與塑造亞洲新的經濟架構。日本等美國傳統盟友也紛紛表示，美國需要重返CPTPP。他們最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夥伴參與其中，這將對 CPTPP 成員有利。這裡指的就是中國和美國。劉國柱專家認為，對許多亞洲國家來說，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絕非易事。他解釋說：“對印太地區國家而言，‘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可以說好壞參半。從好的方面說，如果美國要在印太地區打造針對中國的經濟聯盟，勢必要為盟友釋放足夠誘人的紅利，這才有可能吸引印太地區的國家參與到‘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中。來自美國的紅利對這一地區的國家而言自然是值得期待的事情。
“但是，天下從來沒有免費的午餐。如果‘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像奧巴馬政府時期的TPP一樣排斥這一地區最大的經濟體、也是最大的市場中國的參預，印太地區的國家恐怕就不容易接受了。與美國相比，中國與這一地區國家的經貿聯繫更為密切。以東盟地區為例，2020年東盟超過歐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按美元統計，中國和東盟之間的貿易額在2010年到2020年間翻了一倍多。2010年時雙方的貿易額僅為2928億美元，去年則高達6846億美元。美國在2011年到今年的10年間對整個亞洲地區的出口增長極其有限。2011年的出口4392億美元，2021為4497億美元，在世界經濟蓬勃發展的十年里僅僅增長了約105億美元。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調研發現，在整個印太地區，中國被認為擁有更大的經濟影響力，美國則在外交和軍事影響力方面佔上風，但是，美國的合作夥伴們普遍更重視的是經濟發展而不是安全問題。所以，我相信，在中美之間不選邊，依然是這一地區主要國家、尤其是東盟十國的主要戰略選擇。”
美國的政策正在失效，因為美國一方面對其夥伴提出了相當嚴厲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又不想與他們分擔經濟責任。例如，在電信網絡中放棄中國設備的問題。許多美國盟國都依賴中國設備來建設前幾代電信基礎設施，更換這些基礎設施將耗資數十億美元。許多國家根本沒有這樣的資金，美國也不提供援助——它只是威脅要終止情報交流。
另一個例子是對 2022 年北京奧運會的外交抵制。雖然一些國家——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支持美國的倡議，但其他美國盟友——日本和德國——在考慮到經濟後果後，並不魯莽行事。而韓國則完全排除了這種可能，並指出了北京不僅作為經濟夥伴，而且作為朝鮮半島穩定的保證者的重要性。 “美國重返亞洲”政策，若想今後發揮作用，首先取決於美國能為該地區的夥伴提供甚麼。但重要的是，美國的提議是對亞太國家的補充，而不是兩者中的一個。否則，華盛頓的合作夥伴會發現自己處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