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統一的立場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在地區發病率特別高的情況下，則6歲及以上的兒童應戴口罩。但是，各國在這個問題上迄今沒有統一的立場。
在具有尊重周圍人的傳統文化的東亞文明國家，戴口罩比在世界其它地方更容易成為習慣，而在那些地方，許多人認為口罩是企圖扼殺自由和個性。而在中國和日本，在咳嗽和傷風時戴口罩從前一直被認為是良好舉止。
在法國、意大利和新加坡，在教室和人多的其它封閉室內場所都需要戴口罩。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建議兒童兩歲起戴口罩。
在中國，所有學生和老師都戴口罩。
每個人都同意的唯一規則是，兩歲以下的兒童禁用口罩，避免窒息。
“贊成”和 “反對”
口罩的支持者強調降低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而所有其它考慮都被認為是次要的，甚至根本就是憑空虛構的。
在絕大多數國家，12 歲以下的兒童沒有接種疫苗，這意味著他們面臨更大的危險，意味著他們尤其需要擔心傳染性似乎高一倍的德爾塔新毒株（Delta）。
在規定強制佩戴口罩的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中等教育機構中，2021 年 3 月至 6 月，在教室中發現了 7000 多例新冠病毒的隱藏攜帶者，但只有 363 名同學被他們感染。
根據對佐治亞州169 所小學的研究數據，在實行強制佩戴口罩制度的學校中，新冠病毒發病率降低了 37%。
口罩的批評者認為，當然可以逗孩子樂和說服孩子，但這解決不了主要問題：口罩遮掩面部妨礙交際技能的發展。
多倫多大學人類發展與應用心理學系教授李康（Kang Lee）說，孩子們從 10 個月開始學會識別周圍人的情緒——快樂、悲傷、恐懼、憤怒，這個過程的高峰發生在5——6歲時。他說 ，“我們學會了主要通過面部來識別周圍人的情緒”。
威斯康星大學兒童心理學實驗室專家阿希禮·魯巴（Ashley Rouba）認為，這並不是那麼重要。首先，口罩只遮住嘴巴和鼻子，而眾所周知，眼睛是心靈的鏡子。其次，人們不僅通過面部來表達感情，還通過聲音和整個身體來表達感情。
根據 2012 年的一項研究，9 歲以下的兒童通常無需看到他人的嘴巴即能識別他們的面部表情。去年，阿希禮·魯巴和她的同事開展了另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從上述意義上來說，口罩的效果與墨鏡的效果大致相同。
香港科技大學發展心理學家陳伊慈（Eva E. Chen)指出，人們無論如何都不會全天候戴口罩，因此孩子們並沒有 100% 被剝奪他們所需要的信息。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戴口罩就很普遍的中國、韓國和日本，兒童發育正常。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口罩對兒童語言技能發展的影響。專家在這件事上意見不一，但他們在以下事情上達成了一致意見：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父母，他們應該及時注意到所出現的問題。
“孩子們通過觀察成年人的面部表情、嘴唇和舌頭運動來學習說話” ，在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Ngee Ann Polytechnic）教授兒童語言和閱讀教學法的麗奈特·特奧（Lynette Teo） 說。
她說，父母不應該太擔心。 “孩子的適應能力很強。如果你切斷一個信息接收渠道，他們就會切換到另一個渠道。”
田納西州範德比爾特大學語音聲學教授斯蒂芬·卡馬拉塔 (Stephen Camarata) 介紹了自己所主要治療的弱聽兒童的需求：“他們完全需要看到面部表情，才能捕捉到他們所沒有聽到的東西。”
根據新加坡國立大學附屬醫院兒童發展中心的專家塔米·林(Tammy Lim)的說法，即使是兩歲的寶寶也能理解和記住單詞，即便這些單詞是由戴口罩的人說出的。
她說，口罩並不是新冠病毒給我們孩子的生活帶來的最糟糕的事情。取代體育活動、坐在電腦屏幕前玩遊戲和與同齡人交流要有害得多。她以此來解釋自己所在的實驗室記錄的具有發育遲緩和行為問題兒童數量增加的原因。
與此相比，口罩的負面影響不大。
中國教育部日前發佈的一份聲明中說，中國則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作為預防青少年心理障礙工作的一部分。這份聲明是否是由新冠病毒大流行引起的——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上述決定是根據今年3月4日至10日召開的十三屆全國政協第四次會議提出的《關於進一步落實青少年抑鬱症防治措施的提案》作出的。教育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教育部將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以便在出現精神疾病的跡象時為他們提供及時幫助。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努力弄明白，青少年罹患抑鬱症的增加是否與新冠病毒大流行有關。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教師宋萱對這個問題回答說:“我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出現問題並表現出抑鬱傾向，並非是近一兩年才開始，而是過去十多年時間的一個積累。根據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的調查數據顯示，全國兒童青少年包括抑鬱在內的精神障礙流行率為17.5%。實際上這一數字已經相當不低，在2000年左右這一數字約為6%，在90年代則是約3%。據研究，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原因是過去十多年對青少年學業的過度看重。這種對學科教育的過度重視嚴重擠壓了青少年正常成長過程中的其它活動空間。比如必要的運動、社交和娛樂休息等，這些都是青少年發展過程的客觀要求，然而在學科教育的巨大壓力下，青少年通常沒有多少空閒時間去做這些事情，導致城市孩子的整體神經發展狀態往往不平衡。總的來說，我認為這是過去的事情造成了今天的結果。我們也可以從當前的政策面看到，今年“雙減”政策的落地，就可以認為是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做出的反饋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