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中國經濟哪怕是發生一點點負面事件——無論是股市波動、匯率波動、PMI 動態變化、信貸資金佔GDP比例的動態變化，西方政客以及跟在他們後面的世界媒體，就會開始興高采烈地談論快要到來的危機，再不然就是談論中國經濟奇跡的崩潰。 2008 年，在全球危機的頂峰，分析師們根本沒有給中國留下生存的機會——他們說，在華爾街崩盤時，誰還需要中國的出口商品。中國採取積極措施，以增長擺脫危機。隨後，一場歷時多年的批評中國反危機措施的運動就開始了。很多西方分析師都採用流行的論點，稱中國給經濟注入了大量資金，這些資金似乎被認為是投機性操作，表面上看起來GDP在增加，但實際上泡沫正在膨脹，眼看就要戳破。在2015年的中國股災浪潮中，立刻就出現了“我們就說吧”風格的出版物。
也有人能夠公開承認錯誤。例如，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寫道，中國的崩潰已經被預測了幾十年。但不知為何，這一切卻並沒有發生。
可能，經濟學家們的分析建立在不客觀或者不完整的數據上？實際上，一些國家的經驗表明，在操縱統計數據、歪曲市場原則、人為調高某些行業的增長時，經濟可能會陷入危機狀況。這尤其發生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在大量基本失衡和問題不斷累積後，即便是蘇聯的大規模經濟最終也在很大程度上從內部自我崩壞。既然中國挺住了，那就意味著西方分析家忽略了甚麼東西。
一些國家的政客，主要是美國及其盟國的政客，對中國的迅猛增長感到不安。蘇聯解體後建立的單極世界為每個國家的發展假定了一個極其簡單的方案：美國借助本國最為強大的企業部門，協助發展該國經濟（所謂參與政策，engagement policy）。在此情況下，這個國家會逐步借鑒美國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完全落入美國政治影響的軌道。按照華盛頓的構思，這種戰略不該為美國留下真正的競爭對手。美國眼中的世界秩序就應該建立在美國人制定的遊戲規則之上。
類似算計在中國身上失敗了。儘管接受了參與政策，且中國經濟依靠包括外國投資和國際貿易自由化等因素而獲得增長，但中國仍保政治獨立。並且，在獲得足夠的經濟實力後，中國開始在國際問題上更響亮地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說實話，一旦中國開始對美國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構成哪怕是一點點的威脅，兩國關係就會開始出現問題。
當然，對美國政客來說，中國的經濟問題會是個好消息。因此，所有關於中國奇跡將不可避免地崩潰的預測都具有政治考量——力圖截斷資金流動，為自己爭取更有利的國際貿易條件。描繪弱勢對手的形象是美國政治宣傳者最重要的方法。
然而，商界的出發點是實用主義考量，他們不急於與官員和政客步調一致。 2021年上半年的對華直接投資總額已超過去年全年的投資總額。儘管美國監管機構出台新規威脅中國公司退市，並限制養老基金投資中國公司的股票，但美國各公司對中國的一籃子有價證券投資規模仍在增長。截至今年8月，美國投資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共持有430億美元的中國資產，比去年同期增加130億美元。黑石（BlackRock）、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大通（JP Morgan）等美國投資巨頭紛紛都在增持中國股份，擴展業務。黑石獲准在中國設立共同基金。高盛與中國最大的銀行工商銀行（ICBC）共同組建了資產管理合資企業。摩根大通是第一個獲得中國監管機構許可在中國設立獨資公司的公司。這份名單還可以繼續拉長。
商界在數字和事實的基礎上作決定。而事實表明，在當前的波動時期，投資中國是有利可圖的。例如，許多西方國家採取激進的貨幣刺激措施，來應對由新冠病毒大流行（COVID-19）引起的危機。美聯儲和歐洲央行都支持超低利率，而日本銀行索性徹底維持負利率。在此情況下，中國卻保持溫和的貨幣政策。中國的利率相對較高。相應地，在其它市場借款後再向中國投資就有利可圖了。
再舉一個例子：科技公司。今年是在更嚴厲監管科技巨頭（BigTech）的標誌下度過的。西方媒體廣泛宣傳的說法是：中國當局決定打擊商界和創新，做出有利於國有化和經濟意識形態化的選擇。因此，熱愛自由的科技部門似乎將不再能夠發展，創新潛力遭到扼殺。
但這種論斷遺漏了一個重要細節：中國絕不是監管科技巨頭的先驅和創新者。事實上，最初幾乎不存在任何監管，以便為新產業給予啓動優惠期。現在企業已經成長起來，他們應該遵守一定的規則，以確保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但西方很早前就已經實施了類似的規則，這適用於 p2p 借貸平台、小額融資組織、電子商務平台，甚至是股市交易。很少有人說，比如，如果蘋果智能手機停止轉發 YouTube 的鏈接，就會引發醜聞。而中國科技巨頭多年來一直在實踐“二選一”的做法。或者，例如，公司通過離岸機構收購自家股票，以哄抬股市牌價。在華爾街這麼做，你可能會因此坐牢。這被稱為操縱市場。中國不久前出台規則，明確禁止此類作法。
從這個意義上說，相反，在北京開始出台標準監管措施後，商界對中國的興趣只會增強。因為這樣的營商環境正好更適應外國商人所習慣的遊戲規則。更何況，除了加強對商界的要求外，中國當局也通過了保護包括外國資本在內的利益的法律。例如，《外商投資法》規定外國資本和本土資本具有平等權利。
這樣，政客關於中國的警告與企業遇到的現實情況背道產生了分歧。 2020年，中國當局取消了銀行、保險和經紀行業的外資股比限制。根據波士頓咨詢集團（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數據，2020 年中國資產管理市場增長 10%，達到 18.9 萬億美元。如果考慮到未來10年中國市場規模有望擴大近2.5倍，而西方傳統資產管理市場將逐漸趨於飽和，那麼對投行來說，進入中國和其它新興市場是進一步擴張的唯一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