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貿易失衡，中國不可能對美國的關稅戰做出對稱反應，所以北京對美國出口到中國的重要產品只是有針對性的加徵關稅。首先是針對能源載體和農產品。北京認為，徵加關稅將使出口一半以上農產品的美國農民生活面臨困難。農村是特朗普的關鍵選區。因此中國希望他們應受到更大的打擊，並能以此證明美國奉行的政策損人不利己。
實踐表明，這種考量是正確的。特朗普的確同意取消或削減部分關稅，以換取中國增加購買美國農產品和能源的承諾。但是，根據穆迪的報告，超過60％的中國商品運往美國，仍需交高額關稅。拜登政府雖然公開批評前任政府所奉行的政策，但實際上不敢改變與中國進行關稅和技術對抗的總戰略。因此，如果說在貿易戰開始之前對美國的中國商品的平均關稅為3.1％，而對中國的美國商品的平均關稅為8％的話，那麼現在這兩個數字分別為19.3％和20.7％。如果貿易戰的目的是使關稅均等，那麼可以認為它已成功實施。但這無助於達到最初提出的消除貿易不平衡的目的。2020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為3100億美元。貿易戰開始時，這一數字為3752億美元。
穆迪用美國進口商主要承受貿易戰的打擊來解釋這一點。今天他們為中國商品支付高出原價約18.5％的費用，而中國出口商僅少賺了1.5％。這是因為很難找到被加徵關稅的中國商品的替代品。而對受中國關稅影響的美國商品，則不能這麼說。這些主要是原材料和農產品。在這方面美國當然不是一個壟斷者——中國很容易實現供應商多元化。因此穆迪報告得出結論，從中國的報復性關稅中，主要是美國供應商（中國很容易找到替代品）也遭受到了損失。
美國企業和中產階級再也不能容忍美國政策所帶來的負面後果。然而，正如山西財經大學副教授李凱解釋的那樣，美國上層還在堅持特朗普那一套。
李凱教授說：“拜登上台後不敢貿然突破特朗普遺留下的對華貿易政策遺產，但是美國企業界已經無法再承受這些政策所帶來的後果。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態度有所放緩，表示願意與中方進行貿易談判。這說明美國下層已經是有力量推動中美貿易進一步和解，只是上層尚未做出決策。美國目前濃烈的反華情緒使得當前形成了這麼一個僵局。不過根據貿易態勢，美方顯然比中方更加著急。美國高層突破意識形態障礙，從實際出發恢復雙邊貿易關係，我想應該只是時間問題。”
李凱說：“考慮到中美錯綜複雜的關係，我認為未來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打壓方向可能會進行調整，從全方位打壓收縮至部分領域打壓。比如科技戰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強，而貿易戰則會逐步放鬆。從貿易政策角度來看，只要中國能把局勢持續穩定下去，美國商人的利潤壓力將逐漸增大。若是美方執意與中國脫鈎，未來可能會導致的是美國與世界脫鈎。而科技戰方面，中國需要做好更加全面的應對戰略，拉攏盟國的同時也盡量維持日歐等美國盟友不一邊倒。”
就在技術上遏制中國這一問題，美國政治機構和企業界人士的意見不一。中國的確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購買美國高科技產品。例如，中國近年來以每年3000億美元的價格購買芯片。去年由於擔心美國進一步限制，中國公司開始囤積自己的倉庫，芯片進口增至3800億美元。自然，在獲取美國零部件和技術方面受到的限制將為中國工業的發展帶來某些問題。但是，即使與中國合作過的美國公司也不會獲得很大收入。例如，僅華為一家公司，每年從美國公司購買的組件價值就超過100億美元。美國企業界警告：這些資金可能將被用於新的研發和提高本國產品的競爭力。當它們消失後，美國公司最終可能會失去競爭優勢。
美國決定通過公共投資來對此做出回應。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計劃，在未來五年投資1100億美元用於美中存在競爭的關鍵技術的研發。打算將把這筆錢用於人工智能、量子計算、芯片生產、生物技術和新能源的基礎研究。美國企業界仍然對該計劃持懷疑態度——畢竟從歷史上看美國的所有創新主要是由私人商業和市場規則驅動的。然而即使假設美國已決定借用中國的做法來支持本國冠軍，但其規模仍與所要完成的任務相距甚遠。而中國，例如，則計劃到2025年僅在發展所謂的“新基礎設施”上就將花費1.4萬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