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與強大的對手硬碰硬並不代表怯懦，而是智慧的表現，無謂的自我犧牲無論在哪裡永遠都不是制勝的法寶。” 孫子兵法
近年來，俄美關係實際上已從競爭走向了對抗，本質上講，已重回冷戰時代。制裁施壓、威脅、衝突對抗、保護私利，這一切讓這個世界陷入了持續的不穩定狀態。
若兩國關係長時間如此，即為“危機”，而這樣的危機為兩國關係進一步加劇，出現“危機中的危機”，提供了非常肥沃的土壤。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錯誤舉動、缺乏耐心、無法從戰略上理解每一個詞語的“重量”，都會使這兩個國家舉步維艱，甚至會讓整個世界都深陷泥潭，面臨直接軍事衝突的威脅。
俄美兩國曾經歷過這樣的歷史。的確，時代已經有所不同了，那時是在加勒比地區，但現在發生的事本質而言與之非常相似。
美國當時的外交政策迫使我國不得不做出相應的反應。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其政策表現為在土耳其、越南南方共和國和黎巴嫩部署導彈，對古巴實施拙劣政策而引發革命，之後又試圖重奪對“自由島”的控制等等。
今天則是反俄制裁、有組織地打壓俄羅斯、美國對我國鄰國的政策、北約力量最終抵達我國邊界、阻撓“北溪-2”項目、擔憂我國發展北方海路，最後還有烏克蘭問題等等。這種例子每天都有。
現在的俄羅斯和之前的蘇聯一樣，論為對手製造威脅，都不及美國。
上世紀60年代初，作為對美國的回應，蘇聯在古巴部署了進攻性戰略武器。美國，眾所周知，開始了進一步對抗：集結軍艦，對古巴實施海上封鎖，甚至準備入侵。這一危機史稱“加勒比危機”（或“古巴導彈危機”）。關於它，有兩個要點。
第一，長時間的應對，不只在美國海岸附近部署導彈，首先這是一次展示，更重要的是，讓西方國家意識到我國的基礎設施實力：可以短時間內在世界任何地點部署軍事基地。
第二，“距離戰爭只有五分鐘”的危急局面被兩個超級大國的領導人扭轉了過來。他們對局勢保持著清醒的評估，認可並接受了讓步的“智慧”，因此願意做出妥協。
兩國領導人某些時候直接溝通，某些時候則不會，但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蘇美之間都是平等對話，而不是通過威脅和最後通牒這種語言。
加勒比危機解決後，整個20世紀兩國之間都再未出現過距離戰爭如此之近的情況。因為雙方都吸取了教訓：在解決國際問題時，合作勝於對抗。
但如今，情況又有不同。美國實施不穩定的外交政策，表現為拒絕與伊朗達成核協議，退出《開放天空條約》及其他一系列協議。此刻則體現在新總統的言論中。
新的戰略事實（華盛頓外交政策的不穩定）很大程度上是內部原因以及美國作為西方世界領導者的威望下降綜合作用的結果。
美國政府的新策略是，一方面釋放需要對話的信號，另一方面加緊施壓。這可能說明，民主黨在履行選前承諾，新執政團隊在制定政策、採取決策時達不成統一，同時也體現了美國的“傳教”：“我們永遠是對的，你們應該聽我們的”。而且無論是夥伴國還是對手國，都要把這當作理所當然，並為能夠獲得“教訓”而感恩戴德。
兩國總統通電話時呼籲開展對話，但美國轉眼就開始發表強硬言論，對俄羅斯施加新的制裁，驅逐外交官，簽署有關俄羅斯威脅的命令。而且，這裡還要說到人為加劇烏東衝突，美國領導層發表好戰言論，以及向我們地區調派軍事設備。簡而言之，加劇局勢。
顯然，蘇聯將美國視為平等的、無疑不容忽視的對手。這是因為兩國在軍事政治上是平等的，為了維持這份平等，還建立了國際組織體系，而且也因為當時形成了兩大軍事集團——北約和華約。
但在蘇聯解體後，這種平等消失了一段時間。在15年的時間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擁有可以與美國匹敵的實力，甚至無法設想能夠擁有這樣的實力，所以美國直接拋棄了平等對話。
美國新政府在尋求恢復自己世界統治者和西方世界捍衛者的地位（同時也這樣說服自己），但沒有魄力承認，有的國家可能擁有可以與之比擬的基礎設施實力和軍事政治潛力，例如中國或俄羅斯。
現在大家討論的問題是，現任美國政府是否會擁有上世紀60年代加勒比危機當事國領導人選擇的“讓步智慧”？
當局勢緊繃到極限時，怎麼做才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呢？有三個方面。
首先要意識到做“致命決定”需要付出的代價。如果為勝利而遭受的損失過大，使勝利者的進一步生存都面臨問題，那這就不是真正的勝利。
其次，直接溝通。不只是能夠通電話，而且要開誠布公地交流，更重要的是，傾聽對方，理解對方的邏輯和論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不僅要懂得讓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要願意做出讓步，願意放棄最後通牒和蠻橫無理的話語，以免破壞對話。
這就是為甚麼“俄羅斯會付出代價”這樣簡單粗暴的言論雖然聽起來很美國，但會直接把問題引入死衚衕。這種口頭禪不會給任何人以啓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