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鄒瀾介紹，總體來說，中小型企業的違約風險更高些，但大型集團也並非有保障。去年，國企多年里首次出現債務違約。其中，永城煤電控股集團宣佈10億人民幣的債務違約，而清華紫光集團也未能及時完成自己的13億元人民幣的責任。一方面，此類現象表明，中國公司貸款率過高。有時，大筆資金投向沒有明顯收入的項目，比如從事芯片研發的清華紫光。另一方面，國企違約顯示，國家已經給出清晰的信號：不會再不惜任何代價去拯救無效率的公司。首先，因地方政府承受不斷增長的金融債務壓力。據財政部前任副部長張弘力介紹，2020年前10個月，地方政府將60%新貸款用於償還舊貸款。上半年，地方政府控制的債務增長了3.7萬億元，要比2019年全年多出3.3萬億元。
此外，危機期間的經濟支持措施，其中包括財稅刺激政策，正減少地方政府的收入。地方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完成社會責任。在此條件下，拯救公司被排在了後面。再有，中國政府已多年從事結構改革，以提高市場經濟效率。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陳欣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改革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是避免可能風險的保障。
他說：“我認為核心是改革。雖然中國在宏觀層面目前面臨著較多的不利因素，但是底層的發展模式已經得到驗證，也是能帶來真實價值創造的。我覺得中國正在通過以下兩方面的改革來為經濟賦能：一個是加大資本市場的改革力度。儘管過去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使用較多的手段，但是現在我們近年來對資本市場的基礎性制度進行了較大改革，能加強國家通過資本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當前國家決定加快國有企業的改革步伐，通過市場化方式來提升國有企業的效率。可以說只有改革才能夠從根本上緩解國家高槓桿所帶來的風險，而且這也能夠長期提升我國經濟運行的效率。”
問題在於，中國政府在中美貿易戰期間不得不壓低公司的槓桿率，以支持本國企業。中國遭遇新冠大流行，不得不降低貸款槓桿，為企業生存創造條件。其結果是，2020年的債務上漲到GDP的285%，儘管多年時間里一直保持在250%。但現在，中國已在修正此項政策。2020年，中國是G20中唯一出現正面增長的國家，上漲率為2.3%。鑒於此，有必要壓縮信貸資源，以防範不可控風險。陳欣教授指出，暫時看，這些風險是可控的，因為中國GDP中的債務結構與美國的債務結構不同。
他說：“中國整體債務率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並不高，但是存在較大的結構性差異。中國的債務主要來自國有企業，負債的目的是為了投資，通過發展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建設、加強未來的生產效率。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則是政府債務佔比較高，主要用於國民福利和消費。因此從風險角度來看，這兩種模式存在根本性區別。中國債務底層的風險相對較小，長期來看更加可控。”
不排除，鄒瀾司長在向商界發出信號：應降低信貸胃口。他強調，不動產市場的情況尤其複雜。一方面，地方政府為了提高土地的租賃價格，在抬高土地價格，而房地產商，也在相應地提高房價；另一方面，消費者將不動產市場看成是很好的投資機會。經常出現使用貸款來購買房產的現象，如果是房貸，還是相當不錯的。但有時，用於發展企業的貸款資金被用於購房，或者消費貸款用於購房。甚至，使用信用卡資金去買房。這將產生泡沫風險，一旦出現問題，將對消費者、房地產商甚至地方政府造成負面影響。
中國不需要動蕩。而且，中國正走向更為市場化的發展和信貸模式。國家債務市場蓬勃發展，國債已被納入摩根大通新興市場債券指數、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和富時羅素全球政府債券指數。中國十年期債務的收益率要比美國公債高出2%多，而且可靠性差不多。為保持優勢，中國應維持適度的貨幣政策，但條件是經濟不能過度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