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中美貿易談判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大選的結果

中美貿易協議曾是特朗普內政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幾乎從當選總統開始特朗普就一直不厭其煩地聲稱中美貿易不平衡，2018年還發動了大規模的貿易戰，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稅。多數分析人士一致認為，對中國如此施壓是因為特朗普希望取悅農民和工人等主要選民。在2020年1月15日艱難達成的第一階段協議中，這一點得到了明確證實。特朗普取消或減少了對中國產品的部分關稅，中國則承諾在2017年的基礎上在兩年內額外購買價值2000億美元的美國原材料、能源和農產品。
特朗普一方面曾將這項協議寫入其外交成就中：好像他是首位向中國不公平貿易慣例發起挑戰的美國總統。另一方面，中美貿易協議似乎也曾是他的內政成就，因其尊重農民利益，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和對美國產品的需求，簡而言之，協議中含有一切可使美國再次偉大的因素。
正是因為擔心破壞協議，儘管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言論強硬，但特朗普在其他一些問題上避免嚴批中國。例如，儘管民主黨人不斷呼籲對中國官員侵犯新疆維吾爾族人權利採取嚴厲制裁，但特朗普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簽署相應法律。剝奪香港關稅和簽證地位的問題也是如此，美國政治精英代表早在一年前香港暴亂時就呼籲特朗普這樣做。但是，美國總統當時指出，重點應放在與中國達成歷史性協議上。
為甚麼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 新冠疫情對特朗普而言確實來得不合時宜，恰好趕上需要總結總統任期成就的選舉年。而成就即使有，也會因為災難性的經濟和社會形勢而化為烏有。據德勤（Deloitte）估計，第二季度美國GDP將下降16%。到年底，預計最糟糕的情況下美國經濟的衰退可能達到兩位數。 4月失業率為14.7%，6月穩定在11.1%，也非常高。喬治·弗洛伊德的死引發全國騷亂。儘管動亂的正式原因是警察的專斷橫行和種族主義問題，但顯然，動亂已被美國社會中累積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所激化。

由於疫情始於中國武漢，特朗普決定利用這一點，將美國遭遇的一切災難歸咎於中國。但與此同時，他對美國領導層本身的災難性錯誤估計和美國醫療保健系統的嚴重缺陷只字不提。美國在抗疫方面看來做得比其他國家差，至少從新冠患者數量和死亡人數的統計數據來看是這樣。在這種背景下，特朗普的支持率開始下降，而他的競爭對手民主黨人拜登成了香餑餑。根據6月民意調查結果，特朗普的總體支持率下降到44%，而拜登的支持率升至52%。

特朗普的言論是否可視為他承認自己在選戰中落後於對手拜登的信號？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朱鋒認為，特朗普仍然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並不認為自己是失敗的一方。但是，如果拜登獲勝，中美重啓貿易談判的可能性甚至更高。

“關於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和談判未來的走勢，我認為確實與11月的美國大選有密切關聯。若是特朗普連任成功，那麼明年中美貿易談判重啓的可能性較小；若是拜登競選上任，中美關係穩定的話，同樣也避免不了中美貿易爭端和當前在市場開放政策方面的摩擦。我想無論競選結果如何，重要的還是中美貿易談判最終很可能會恢復。但是核心問題在於如果特朗普連任，美國繼續打壓中國，會使得中美貿易談判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渺茫。”

專家指出，疫情確實使第一階段協議條款的實施變得複雜。 首先，由於經濟形勢惡化，中國很難購買先前商定的產品數量。 朱鋒指出，美國也不準備保證所提供產品的安全，儘管在當前條件下應當如此。

“當前特朗普再度談論中美貿易談判和協議問題，我認為是基於兩個事實：一是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確實受到疫情的影響，最重要的不是中國不願意執行，而是雙方碰到了技術性困難。比如在陸續從歐洲進口的三文魚、南美進口的蝦中檢測出新冠病毒後，中國要求美國對中國出口的肉類要保證經過病毒檢測，但是美國拒絕了中國這一要求。同時我們也看到美國國內主要從事肉類生產的企業員工確診人數在不斷上升，對此中國非常擔心大量進口的美國肉類可能會變成另外一種境外輸入型新冠病毒的來源，因此雙方在技術性問題上的分析可能會引發實質性的危機；二是特朗普通過疫情進一步打壓中國，把中國作為他抗疫不力的替罪羊，所以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那麼在這一背景下，我認為目前受疫情和香港局勢的影響，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執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

上周，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中美智庫媒體論壇上呼籲為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尋找共同基礎，防止兩國關係急速惡化。王毅表示，中美應商定合作清單，把中美在雙邊領域及全球事務中需要而且能夠合作的事項明確下來，還有對話清單，把雙方儘管存在分歧但有望通過對話尋求解決的問題列出來。分歧需要以對話的形式解決，而不應使敵對言論升級。
經濟顯然恰恰是雙邊合作潛力巨大的領域，彼此滲透的程度很高。只要想想武漢暴發疫情，蘋果工廠減產時，iPhone的全球供應與中國大陸的生產密不可分，就足以證明。在當前環境下，兩國在這場危機風暴中只有同舟共濟，才有更多機會獲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