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單邊行動妨礙世貿組織改革

中國商務部部長鍾山表示,中國貿易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遭到史無前例的考驗。此前世界貿易組織(WTO)也發表了類似聲明。世貿組織指出,更快走出危機的唯一辦法是保持完全的透明度、使各種壁壘最小化。與此同時,新冠肺炎疫情表明,一些國家相反卻限制貿易,甚至對跨國公司實施制裁。
Sputnik

按照世貿組織 (WTO) 的預測,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條件下,全球貿易可能減少三分之一。國際貿易縮減的趨勢此前就已經存在——美國所發起的貿易戰、單邊主義政策、單邊貿易壁壘無助於國際貿易正常發展。但可以說,新冠肺炎疫情成為國際貿易的控制炮。就像中國商務部長鍾山所指出的那樣,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後續引發的經濟危機,全世界的需求都急劇減少。在這種條件下,哪怕是諸如中國等個別國家能夠做到快速復工,但商品仍然不像從前一樣具有需求。

取代至少在如此艱難時刻不製造額外壁壘的是,包括世貿組織成員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卻相反,開始實施限制措施。世貿組織的一些成員國甚至走得更遠。美國對中國華為公司實施了芯片和半導體出口許可證新規則。這種限制可能嚴重影響全球貿易:中國每年採購價值3000億美元的芯片——比石油價值還高。而且,中國在全世界所採購的芯片產品的大部分現在可能遭到華盛頓的禁運。

世貿組織: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商品貿易大幅下滑

再說,世貿組織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因美國而陷入癱瘓。幾年來,華盛頓一直在阻撓任命世貿組織仲裁機構新法官。去年12月,碩果僅存的3名法官中的兩名權限到期,自那時起,世貿組織上訴機構的工作就已經停擺,因為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上訴機構至少需要3名法官才能運轉。離開可行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全球貿易的恢復極為困難。現在擺在世貿組織成員國面前的是一項最重要的任務:使上訴機構復活,爾後才能談及更廣義的世貿組織改革。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劉英研究員對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與廣播電台說:

“首先,我認為需要解決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停擺問題臨時替代問題。作為WTO的最重要的機制之一,去年底WTO上訴機構就只剩一名法官因人數不足而陷入“停擺”狀態。對此中國、歐盟和其他17個世貿組織成員於4月30日提交方案,提出共同建立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以保持WTO爭端解決機制能夠繼續運轉。這恐怕也是WTO最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否則164個成員國該如何去解決平時的貿易爭端。”

第二個相當重要的問題——任命世貿組織新總幹事。世貿組織現任總幹事羅伯托·阿澤維多(Roberto Azevedo)宣佈8月31日將提前卸任這一職務——比預定任期縮減1年。世貿組織宣佈,將從6月8日起審議新任總幹事職務的提名。目前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世貿組織所有164個成員國能夠最大限度地快速協商新任總幹事提名,以便在2021年部長會議前不在這個問題上分心,而是全力以赴解決世貿組織的未來改革問題。這在目前來說非常重要。

世貿組織確實需要改革。而且,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堅持這一點。區別僅在於需要如何改革。美國多次表示不滿世貿組織框架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確定標準。按照現有規則,所有國家均可自行確定本國的地位。發展中國家在世貿組織框架下享有某些優惠。但美國堅稱,包括中國在內的一系列國家已經不能再被視為是發展中國家,因此華盛頓批評世貿組織不再考慮美國利益,大概是故意為難世貿組織,單方面阻撓上訴機構的法官任命,以此使世貿組織的主要功能機構癱瘓。

與此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指出,美國擁有否決權的法官遴選機制本身正是世貿組織最重要的制度瑕疵,這個瑕疵需要消除。劉英說,要知道世貿組織(前身是關貿總協定,GATT)與國家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一起,是二戰後根據美國倡議創建的。因此,沿用至今的世貿組織機制正好是旨在保護美國利益的。她說:

“實際上改革WTO的權利來抗衡一些國家的單邊措施,確實不容易,特別是在一國致力於此的時候。二戰後美國倡導建立WTO、IMF和WBG三駕馬車的世界經濟運行機制。這些機制在維護美國利益發揮了作用,有報告顯示美國每年能從WTO中獲益870億美元,儘管美國也是全球被告次數最多的國家。那麼無論是作為WTO的一個成員國,還是作為一個世界經濟第一大國,美國首先需要解決自己的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問題,而不能在一個多邊組織中去任意採取單邊主義,這是非常有損多邊組織的機制安排的。正是因為WTO多邊機制能夠滿足各成員國的利益(能夠解決國際貿易爭端),因為國際貿易本身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亟待盡快解決因上訴法官人數不足而導致WTO爭端解決機制停擺等問題。世界超過一多半的貿易都是中間品貿易,各國深處其中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更是環環相扣,大多數國家都參與到了世界分工的格局中。絕不能為了維護某一個國家的利益而損害其他絕大多數國家的利益,更不能維護“叢林法則”,要實現共贏,而不是零和遊戲,這也不符合國際貿易的基本准則和經濟規律。我想在WTO的改革進程中,確實需要在組織的改革或者權力的劃分方面進行考量,對個別國家的權力加以限制”。

未來應該考慮增加上訴機構的法官人數——要知道世界貿易額也增長了。此外,可以改革法官遴選機制——仲裁員應該由多數票任命,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阻撓候選人。最後,經驗表明,對《關貿總協定》(GATT)(GATT,世貿組織正是其合法繼承者)的某些條款的解讀可能太過隨意,否則從原則上來說使國際貿易自由化失去意義。《關貿總協定》(GATT)第21條“國家安全例外”允許在緊急情況下實施單方面限制,或如果世貿組織的現行標準妨礙某個國家的行動,而該國認為這些行動對保護本國重大安全利益來說是必要的,也允許實施單方面限制。華盛頓正是經常利用這一條款,確認本國所採取的單方面限制不違背世貿組織的規則。

改革世貿組織未必容易。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當前危機清楚地映照出離奇的形勢。從一方面來說,在關鍵條件下,全球化原則退而居其次,每個國家都開始擔憂本國利益。從另一方面來說,危機的全球性意味著,只有同心協力才能高效解決這個問題。國際勞動分配已經達到了如此程度,以至於一個國家的運轉中斷即可導致整個生產鏈斷裂。因此,不恢復貿易,就不可能恢復每個國家的經濟。為此各國必須尋求妥協,適應國際經濟秩序的新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