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印尼和泰國的國際聲望得到改善。
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的編輯們一致評選印尼總統佐科是“亞洲年度人物”（Asian of the Year）。此前只有“新加坡奇跡”的奠基者李光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才獲得了如此高的評價。
評委們指出，佐科之所以獲選2019年“亞洲年度人物”，不僅是因為他在印尼國內的政治地位得到鞏固，還因為他提高了印尼的世界聲望。獲獎者本人稱這個獎項是為印尼準備的“新年禮物”。“這不僅是對我的極大榮耀，也是對印尼的極大榮耀”，——他在社交網絡上寫道。佐科立刻在Instagram上收穫50多萬點贊，在Twitter和Facebook上也收到了幾萬個祝賀消息。
“佐科·維多多是‘自我鍛造’的印尼總統”，——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專家阿列克謝·德魯戈夫在接受俄羅斯衛星通信社和廣播電台記者採訪時指出：
“佐科從傢具師變為梭羅市市長，再後來成為雅加達市長，最後當了國家總統。對印尼來說，這種政治生涯多半是例外——通常來說，其他總統都出身於軍隊或宗教精英階層。這在印尼社會政治文化發展中是某種具有轉折性的時刻。在不久前舉行的總統選舉中，他獲得了55%的選票，他的對手是一名退役將軍，公開以極端伊斯蘭勢力做後盾。”
德魯戈夫專家稱，印尼是東盟最大國家，捍衛東盟的利益是佐科作為印尼領導人的對外政治的主要優先方向。
“他在東盟框架下非常積極，一貫捍衛東盟在東南亞起中心作用的主張。這在事實上違背了美國在印太戰略內消融東盟的企圖。東盟不直接反對美國的這一項目，印尼人對此不予拒絕，但堅決強調東盟的中心作用。”
佐科承諾在第二次總統任期內建設更多的基礎設施、使印尼人習得職業技能、縮減官僚主義拖沓現象、完善勞動法。德魯戈夫認為，宗教極端主義和腐敗——是東南亞人口最稠密國家印尼領導人的兩個主要挑戰:
“可能，印尼新政府的最主要問題是社會中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伊斯蘭極端主義有系列表現，其中包括恐怖主義。現在正在採取打擊極端主義的最嚴厲措施。人權捍衛者們擔憂，這將轉變為民主成績的終結，不排除這種情況。嚴肅的分析師說，存在極端主義威脅，其根源在於社會不公。在反腐鬥爭中，2020年在很大程度上將是重要的，因為存在千方百計壓制反腐的企圖。明顯，總統將不得不秉持相當強硬的立場。”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專家葉蓮娜·福米喬娃在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和廣播電台採訪時介紹說，泰國總理巴育是在2019年高調行事的另一個亞洲政治家，他面臨著另一個任務——政府政治不穩定。組閣的議會由18個黨的黨員構成:
“成功組建聯盟多數是好事兒。但這種政府——相當不穩定。許多事情都將取決於巴育作為總理在多大程度上一在政治領域施展各種複雜的外交手腕，二把護法機關牢牢抓在手中。目前他成功做到了這些事情。”
2014年以巴育為首的軍人取得泰國政權。在泰國對外政治中，這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急劇改變了對泰國的態度。他們開始批評泰國缺乏民主，甚至企圖對泰國實施制裁。福米喬娃相信，巴育重新當選泰國總理則“合上了泰國歷史上這一令人遺憾的政治篇章”：
對巴育及其團隊來說，繼續掌握政權很重要：合法掌握政權，並成為整個國際社會承認的合法政府。對泰國來說，毫無爭議，議會治理形式在政治方面會有成效，因為軍政府所頒布的許多限制政治自由的命令都被取消了。對泰國在西方的國際聲望來說，對於泰國在國際社會的國際聲望來說，巴育重新當選泰國總理無疑都是極大的優點。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院長李一平教授在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和廣播電台記者採訪時，注意到了巴育重新當選泰國總理的國際意義:
“總體來看，泰國在新總理上任後和輪值主席國擔任期間，還是以積極的形象出現在了東南亞政治和世界中。相信在現任政府的努力下，泰國未來與區域內外的大國都能保持良好的互動。如果巴育所推行的經濟計劃和基礎建設建設計劃能夠得到順利實施，我想泰國的大體穩定還是可以期待的。”
與此同時，福米喬娃指出，與西方不同的是，東盟努力對鄰國國內狀況不予評價，展示自己秉持實用主義的態度：
“東盟抱有互不干涉內政的構想。成員國與任何鄰國政府合作，不管他們是軍政府，抑或是民選政府。東盟不著重關注這一方面，與總愛推行美式民主的美國不同。”
2020年中國與印尼和泰國的關係將獲得全方位的發展
2018年，中國和印尼的雙邊貿易額同比增加22%，達到723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成為印尼一個主要投資國。佐科在2019年競選過程中的反對派積極批評他與中國大力發展商務聯絡。他們指責總統縱容過度使用中國勞動力，雖然在印尼就業的外國勞工中，中國勞動力的比例完全不高。佐科還被批評使中國資本在印尼投資市場上的比重增加。
廣西民族大學東盟學院印尼研究所所長楊曉強教授認為，針對佐科的批評無法扭轉中國與印尼互利投資合作的趨勢。
楊曉強: “首先，大選期間的反對派或者某些輿論的指責批評，我不認為可以說明很多問題，因為大選中常常存在炒作因素。其次，中國與印尼之間的合作是互有需求，不存在過度一說。當然，在印尼的輿論圈中關於中國對印尼投資確實存在不同的聲音，但是從今後來看，我認為中印兩國之間的合作，特別是在佐科第二任期內，應該還是會將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印尼過去基礎設施建設曾一度突飛猛進，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起，相比於其他東南亞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印尼的基建顯得非常落後。到了改革時期後，特別是在蘇西洛執政時期，這一問題對經濟的牽製作用則更加明顯，尤其體現在物流費用。據說印尼一件商品價格的1/4是物流費，從國外進口的運輸成本甚至比在印尼島際間的還要低。所以在這一背景下，基礎設施建設的不足已然極大制約了經濟的發展，使得印尼政府必須大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高速、橋梁、碼頭、機場等等。而中國無論是資金技術還是其他方面在基建領域都具有優勢，所以兩國在這方面的合作應該是互利共贏，未來的合作趨勢應該也不會發生過大的變化。”
印尼總統佐科明顯想要改善國家的投資環境。在9月初的政府會議上他嚴格申斥各個部長，因為決定把業務遷往東南亞的中國公司繞過了印尼。在33個轉向亞洲市場的中國公司中，有23個選擇了越南，其它10個公司選擇了馬來西亞、泰國和柬埔寨。佐科當時抱怨稱，目前沒有中國公司遷往印尼。他請求所有部長把這當作政府應該解決的問題。他呼籲部長們不要當官僚，責成他們與在印尼投資還未見效的中國公司協作。
早前，佐科7月在日本大阪G20峰會期間會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請求後者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建立專門基金。雅加達是在邀請中國投資者參加30個價值911億美元大型項目的背景下提出這項倡議的。
印尼海洋統籌部長盧胡特·潘查伊坦（Coordinating Maritime Affairs Minister Luhut Pandjaitan）是佐科總統政治團隊中的一名骨幹。他解釋說，專門基金應該提供低息貸款。印尼方面還堅持在公司-夥伴層面上提供貸款。在債務違約的情況下，此舉將避免政府落入債務陷阱。
印尼總統佐科相信自己的政策，德魯戈夫認為：
“佐科清醒地對待中國在世界上日益上升的政治和經濟作用。他認為，發展與中國關係的最佳方法是使中國參與印尼的經濟進程。發展基礎設施正是印尼為提升各地區發展水平和戰勝分離主義趨勢所急需的。他的政策完全是站得住腳的。”
中泰關係2020年將是穩定的，並將獲得全方位的發展，當然，首先是經濟方面。福米喬娃做出了這樣的預測：
“實施2019年動工的高鐵項目具有極大的意義。雙邊關係發展的其它重要方向是相當積極地開展軍事技術合作”。
李一平也這麼評價2020年中泰關係發展的前景：
“在特朗普政府對亞洲政策、對東南亞政策以及中美經貿摩擦的大背景下，無論是在安全還是經貿領域，2019年的東南亞地區都還是保持在比較平穩的狀態。這一年泰國擔任東盟的輪值主席國，又正逢泰國大選結束，巴育繼續擔任泰國總理。巴育過去更多展示地可能是軍人形象，那麼現在便是以民選總理的身份出現在泰國政壇和東南亞區域的國際政治中。可以看出其主要重心可能還是放在泰國的經濟上，為此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東部經濟走廊”計劃和曼谷-芭堤雅的高速鐵路建設工程。除了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外，泰國還會積極利用中美貿易摩擦所帶來的區域產業調整變化，因為一些原先在中國的產業或將轉移至東南亞地區。可以說泰國國內的發展思路還是比較明確的。”
“泰國作為東盟的輪值主席國，主要是推動東盟區域包括經濟和安全在內的多領域合作，目前在南海問題上從DOC向COC轉換的過程也是進展比較順利。李克強總理兩年前曾表示要在較短的時間內推動南海合作向前發展，那麼泰國作為輪值主席國，在其中也起到了特別的作用。安全合作作為區域內的重要事情，若能有良好的發展，對區域的穩定和經濟發展都頗有助益。”
“另外，中美經貿摩擦同樣影響了東南亞地區，除了帶來產業調整方面的機遇外，同時也給這些國家帶來了衝擊。包括新加坡、印尼、泰國都比較擔心，因為大國間矛盾的尖銳化可能會 對區域內國家產生負面影響。所以他們希望中美矛盾能夠順利解決，將對區域的影響減少到最小。但是有些事情並不以意志為轉移，所以這些國家也在考慮對潛在的衝擊預先做相應準備，泰國自然也有這方面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