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多年來對推動經濟增長寄予厚望的消費水平正在迅速下降。但這並不奇怪。 失業率目前處於45年來的最高水平——7.6%。而在城市人口中，這個數字超過8.5％。銀行業的不良債務水平為世界最高——超過10％。經濟增長快速下降。如果說去年印度的GDP增長7.4％，那麼今年，如印總理莫迪預測，增長將只有6.2％。但第一季度按年率計算，國內生產總值只增長了5.8％，而第二季度卻“跌”到了5％。可見，即使宣佈了6.2％的增長計劃，現在看來似乎難以實現。
但這些都沒有起到多大作用。現在，甚至名義GDP增長方面，印度可能落後於中國。要知道，已經連續幾年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更快：看來還是基礎薄弱。雖然中國和印度在經濟、地理和人口條件方面非常相似，但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差距繼續擴大。正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周戎解釋的那樣，這是因為中國已經走上了大規模的結構性改革道路，而印度卻缺少這些改革。
周戎專家說：“中國和印度的企業都走向了國際市場。在這一過程中印度的優勢很明顯，即印度所有的企業家都熟練掌握英語，並且擁有較多的管理人才。雖然中國的企業家在語言方面略有劣勢，但是中國企業家善於研究市場。另外，中國的企業科技含量高，人才輩出，增值能力強，這是印度所無法比擬的。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國在不斷地調整對中小企業及民營企業的政策，促使他們有生長活力，有走出國門的能力和勇氣，而印度在這方面的政策卻不大一樣。印度所有的政策具有短期效應，包括莫迪總理出台的政策，都是在短期內刺激經濟，使得很多印度的中小企業無所適從。再加上習近平主席執政的七年中，同過去相比，中國民營企業和黨政府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變得愈來愈密切，政府為民服務的措施也到位及時。反觀印度則不大可能形成統一的政策，執政政府是一回事，而反對黨執行的政策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印度的經濟發展也同其政治發展一樣不平衡。”
事實上，儘管聽起來很矛盾，印度的民主體制、官員的無紀律性和人口的難題阻礙了自身的發展。因為大量的時間和資源都花在了各種審批上。例如，早在1999年，時任印度總理阿塔爾·比哈里·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就開始了一個連接該國主要城市：德里、孟買、欽奈和加爾各答的高速公路建設項目。該項目本應在2006年完成。但在現實中，僅在2012年公路才開始運營：從百姓中購買土地的眾多官司、官僚作風導致的拖沓，資金的缺乏——所有這些讓項目竣工時間拖延了六年。
然而，專家們一致認為，印度發展的主要障礙仍然是缺乏結構性經濟改革。《南華早報》援引科塔克機構股票分析師桑吉耶夫·普拉薩德（Sanjeev Prasad）的話稱，印度當局已經動用了所有可能的財政和貨幣刺激工具。現在，只有在治癒好以前的病症之後，才能給經濟注入新的活力。首先，我們需要對國有公司進行私有化，其中許多公司現在工作效率低下，我們需要放寬政府對購買土地的限制，我們需要創建一個專門的壞賬銀行，從而處理其他銀行的不良資產。最後，對深受影子銀行之苦的小企業提供稅收優惠。
有趣的是，中國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然而中國政府對它們迅速做出了反應。正在對低效率的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和重組。為了清理銀行系統，還在90年代末就創建了4家壞賬銀行。近年來由於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打擊舉債經營的措施，影子銀行一直呈萎縮態勢。而且金融監管部門經常為傳統銀行提供刺激措施，以支持向中小企業貸款。可見，中國可以分享自己的經驗，幫助印度克服這些困難。但印度是否會接受這種幫助，是另一個問題。
周戎專家接著說：“那麼在中印合作投資方面，目前中國在印度的投資總量約47億美元，而印度在中國的投資則只有約9億美元。也就是說儘管中印雙方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已久，但是並沒有取得顯著成效。究其原因，我認為還是中國公司在印度投資的感覺非常不好。包括在基礎設施方面、語言方面、政策方面，都有可能阻礙投資發展，所以中國在印度的單獨投資和合資進行地不大順利。另外，印度一直不贊同中國的‘一帶一路’合作項目，對中國的投資不是那麼的熱切和渴望，對中國也尚存一些疑慮。所以我認為中國希望幫助印度是一方面，印度是否願意接受中國的幫助又是另外一方面。習近平主席很快將訪問印度，我想在訪問期間，可能會與印度領導人就實質性的合作問題進行磋商，可能還會與莫迪總理達成一些共識。”
然而，是否真能推行結構性改革，仍是個未知數。選舉的勝利給莫迪帶來了一定數量的政治分數。然而正如對衝基金Cartica Management的總經理Katalin Gingold所說，當本應更好地搞經濟的時候，所有政治資本現在都花在克什米爾上。就連莫迪領導的黨——執政黨“人民印度黨”都承認，總理有大約半年的時間以某種方式改變經濟形勢。否則他的選民會被激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