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解禁TikTok：妥協背後的博弈與隱憂
2026年8月13日, 14:23 (更新: 2026年8月13日, 16:12)
© AP Photo / Matt Slo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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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近日正式解除聯邦政府設備上使用TikTok的禁令。中國半導體資深KOL、電子創新網CEO張國斌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此舉是政治、商業與法律博弈的妥協，並非對華政策轉向；TikTok重組後已不再構成“威脅”，但字節跳動仍保留19.9%股權，其“安全”狀態是條件性的，未來仍存變數。
從"威脅"到"安全"的轉身
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8月11日發佈備忘錄，撤銷了2023年禁止在政府設備上使用TikTok的指令，理由是該應用美國業務重組後不再構成“國家安全威脅”。此前，美司法部已於上月出具書面意見，認定其不再符合2022年法律所定義的“受監管應用程序”。此番調整標誌著TikTok美國方案落地，逾2億美國用戶得以繼續使用該平台。
在張國斌看來，這一事件標誌著美政府對TikTok長達約三年的設備禁令正式落幕，具有多重象徵意義和現實影響。但其本質，是一場政治利益、商業邏輯與法律話語三角博弈的結果——既不代表美國對華科技政策的根本性轉向，也不意味著“國家安全”擔憂的徹底消解。
他認為，這是美國在發現"全面封禁"成本過高之後，選擇的一種可控的、可逆的、可宣稱勝利的妥協方案。對於TikTok和字節跳動而言，這是階段性勝利；但對於中美科技關係的長期走向，仍需保持審慎觀察。
這一轉變說明瞭甚麼？
張國斌給出了如下分析：
"國家安全"話語的工具性暴露無遺：從2022年國會兩黨一致通過禁令法案，到2023年白宮嚴令卸載，再到如今以一份備忘錄輕描淡寫地撤銷，TikTok從"重大國家安全威脅"變為"不再構成威脅"，中間只隔了一次股權重組。這種轉變速度之快，恰恰說明此前持續數年的"安全擔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商業安排來"解決"，其政治操弄色彩遠大於實際技術風險。
特朗普的務實轉向值得注意：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曾簽署行政令試圖封禁TikTok，但在第二任期卻成為該平台的"頭號用戶"，並公開嘲諷主張禁TikTok的鼓吹者"危言聳聽"。這種180度轉變，既反映了TikTok在美國年輕選民中的巨大影響力，也體現了特朗普"交易式政治"的一貫風格：當封禁的代價（選票損失、商業反彈）超過收益時，他更願意通過"重組交易"來宣稱勝利。
解禁並非"一刀切"，留有政策回旋空間：值得注意的是，白宮備忘錄同時指出，各聯邦機構仍可根據自身工作場所政策和安全要求，自行決定是否允許員工安裝TikTok。這意味著政府層面的禁令解除了，但具體部門仍有自主權。這種"彈性設計"為未來的政策回調預留了空間。
解禁背後，釋放了哪些信號？
專家認為，此次解禁的影響已超越個案本身，從中可以讀出多重深意：
TikTok美國版"塵埃落定"，全國性禁令風險大幅降低：政府設備禁令的解除，配合此前司法部對"受管制應用"定義的重新解釋，實質上為TikTok在美國的長線運營掃清了最核心的法律障礙。這意味著2024年國會通過的"不賣就禁"法案在執行層面已經名存實亡。超過2億美國用戶和龐大的創作者經濟得以保全。
為中美科技博弈提供了一種"折中模板"：TikTok美國方案——即通過設立本地數據安全合資公司、引入美方投資者和第三方技術監管、保留原公司少數股權和算法知識產權——與蘋果在中國的"雲上貴州"模式有相似之處。如果這一模式被認可，可能為其他面臨類似審查的中國科技企業提供一條可複製的合規路徑：數據本地化+資本多元化+技術防火牆，而非徹底的資產剝離。
美國對華"科技脫鈎"的邊界進一步清晰化：這一事件表明，美國對華科技限制並非無限擴張，而是存在明顯的"成本-收益"邊界。當一項禁令觸及足夠龐大的美國國內利益集團時，政策就會出現回調。TikTok的案例證明，完全封禁的成本遠高於有條件監管，這可能促使美國在處理其他中國科技產品時更傾向於"設限但不脫鈎"的中間路線。
不應過度解讀為中美關係"回暖"：儘管這是一個務實信號，但需要看到：字節跳動仍保留19.9%的股權（剛好低於法律20%的紅線），且核心推薦算法的知識產權仍歸屬字節跳動。美國國會中仍有強硬派議員對此安排不滿，認為這未能徹底解決"外國對手控制"問題。因此，TikTok的"安全"狀態是交易性的、條件性的，而非制度性的保障。未來若中美關係再度緊張，TikTok仍可能成為被重新攻擊的靶子。
對全球數字治理的示範效應：TikTok事件為世界各國處理跨國社交媒體平台提供了一個複雜但重要的先例：在數據主權、國家安全與言論自由、商業利益之間，是否存在一條"中間道路"？美國的答案是——有，但這條道路的穩定性取決於地緣政治氣候和國內政治算計，而非純粹的法律或技術標準。
對於TikTok美國業務重組及解禁事宜，中國外交部多次闡明立場。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此前表示，中國政府尊重企業意願，樂見企業在符合市場規則基礎上做好商業談判，達成符合中國法律法規、利益平衡的解決方案。同時，中方希望美方為中國企業到美國投資提供開放、公平、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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