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WTO裁決對華汽車限制措施違規，土耳其或“一拖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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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世貿組織公佈了中國訴土耳其電動汽車和其他車輛限制措施世貿爭端案專家組報告，裁定土方涉案措施違反世貿規則。英國杜倫大學博士研究生、陝西師範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孫濛奇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把雙邊摩擦納入世貿框架內解決是中土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生動實踐，具有示範意義。但由於存在程序拖延空間，並考慮到土方既得產業投資籌碼以及土歐關稅同盟，短期來看，土耳其採取實際行動落實裁決的可能性不大。
這場貿易爭端可追溯至2023年。當年3月，土耳其宣佈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額外徵收40%的附加關稅，使關稅總額提高至50%，而當時土耳其對其他多數國家徵收的稅率僅為10%。2024年6月，土耳其進一步將這一政策從電動汽車擴大至所有中國進口汽車（包括汽車配件），關稅不足7000美元的按7000美元標準收取。
此外，土耳其還設置了進口許可證限制，要求非區域貿易協定夥伴方的電動汽車進口必須滿足一系列售後服務條件，包括在七大地理區域建至少20家授權服務站、設立至少40名員工的土耳其語呼叫中心等。
中方認為，這些措施違反約束關稅、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多邊貿易規則，嚴重損害中方正當貿易利益和中土經貿關係。
2024年10月8日，中國將土耳其相關措施訴諸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雙方於同年11月舉行磋商但未能解決爭端。2025年1月27日，中國請求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設立專家組，審理相關訴求。專家組於2025年2月24日正式設立，並於4月22日完成組成。
專家組裁定，土耳其對電動汽車及部分混合動力汽車徵收的附加關稅，超過了其在WTO減讓表中的約束稅率，違反了《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此外，土耳其的附加關稅措施違反了最惠國待遇原則，因其給予區域貿易協定夥伴免徵待遇而對不同來源的進口車輛實施差別化政策。在進口許可證制度方面，專家組認定其違反了國民待遇義務。
中國商務部表示，中方敦促土方尊重世貿組織專家組裁決，採取切實行動，盡快糾正違規措施。
對於土方可能的做法，孫濛奇認為，短期來看，土耳其採取實際行動落實裁決的可能性不大，對此需要更冷靜、更長期的態度。他分析稱：
首先，程序上存在拖延空間。上訴機構的停擺為土方提供了回旋餘地，土耳其在此前的對美貿易爭端中已有裁決後上訴從而實質上凍結執行的先例，本案不排除重演。
其次，涉案措施本質上是產業政策與投資談判的籌碼。土方在加徵關稅的同時，為持有投資激勵證書的企業設置豁免通道（無需繳納40%額外關稅，而只需繳納10%的關稅），加稅與設廠豁免是一體兩面，實質是以市場准入換產業落地。比亞迪在馬尼薩投資建廠正是這一槓桿的成果。籌碼已部分兌現，安卡拉沒有動力無償放棄既得的談判地位。
更深一層，土耳其的對華汽車關稅政策深受土歐關稅同盟約束。在關稅同盟框架下，工業品在土歐之間自由流通，若土耳其對華關稅水平顯著低於歐盟，中國汽車便可能經土耳其繞道進入歐洲市場。因此安卡拉在對華電動車關稅上很大程度跟隨歐盟節奏——歐盟2024年對中國電動車加徵反補貼稅後，土方更無單獨讓步的空間。這意味著土耳其的糾正措施不完全取決於其單邊意願，也取決於中歐電動車關稅談判的走向。
綜合來看，孫濛奇認為，裁決更多的是改變了中土經貿博弈的結構：對於中方來說，裁決無疑是有力的談判籌碼，但土方仍有博弈空間。較可能的前景是雙方據此重回談判桌，以糾正違規措施加上深化本地化產業合作的一攬子安排收場。
孫濛奇指出，這一爭端的妥善解決主要有三層意義。
第一，為中國新能源車企提供穩定的規則環境預期。土耳其不僅本身是重要市場，更因關稅同盟而成為中國車企進入歐洲的生產跳板——在土本地生產的整車可免稅進入歐洲市場，這正是中國車企赴土設廠的根本動因。中土貿易爭端的解決，將提高這一跳板的制度確定性。
第二，把雙邊摩擦納入世貿框架內解決，本身就是中土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實踐。在單邊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中土兩國通過規則渠道處理分歧，其示範意義超出本案本身。
第三，有助於中土經貿關係從貨物貿易主導升級為產業鏈層面的深度合作。土耳其尋求的是技術轉移與就業，中國尋求的是市場准入與歐洲通道，二者並非零和。本案的最終解決方式，很可能成為觀察中土能否在競爭性議題上實現利益交換的一個標尺。
孫濛奇還特別提到，即使中土在關稅問題上達成共識，雙邊汽車合作仍嵌套在中歐、土歐兩組關係之中——特別是中歐電動車關稅談判的走向，將直接影響土耳其生產基地的實際價值。
中國商務部條約法律司負責人7月28日就世貿裁決回應稱，中方對此裁決表示歡迎，並表示，中方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定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願在符合多邊貿易規則的基礎上，與各方不斷提升在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實現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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