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澳簽署護衛艦合作協議，專家：本質是以工業合作為外衣的安全綁定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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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國防部18日發佈消息說，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理查德·馬爾斯與到訪的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簽署備忘錄，將基於日本升級版“最上”級護衛艦共同開發澳海軍新型艦艇。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弘在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日澳圍繞“最上”級護衛艦的聯合開發本質是以工業合作為外衣的安全綁定升級，這種從造艦到維護、再到升級的全鏈條捆綁，正在將亞太安全推向陣營化軌道。
日本共同社說，此舉實質上意味著日本將向澳大利亞出口護衛艦。澳國防部表示，當天澳政府已就澳海軍採購首批3艘護衛艦簽署相關合同。這批艦艇將由日本三菱重工業公司建造，首艦計劃於2029年交付。共同社稱，該合作項目下將建造11艘艦艇，最初3艘計劃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國內製造。澳政府稱，未來10年間將最多投資200億澳元（約合143億美元）。
根據日本現行“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運用指南，日本向其他國家出口防衛裝備原則上僅限於“救援”“運輸”等5種後勤用途類型，不得出口殺傷性武器。根據計劃，新型艦艇將首先在日本國內建造，實際上屬於護衛艦出口。
對此，陳弘認為，日澳圍繞“最上”級護衛艦的聯合開發，已經很難再用“防務合作”來掩飾，其本質是以工業合作為外衣的安全綁定升級。
“澳大利亞與日本推進11艘艦艇項目，首批在日本建造、後續轉入澳本土生產，這種安排顯然不是一次性採購，而是從造艦到維護、再到升級的全鏈條捆綁。說得更直白一點，這不是一個‘買船’的問題，而是在共同搭建一個長期運轉的軍事協作體系，一旦成型，所謂夥伴關係就會迅速滑向事實上的准同盟。” 陳弘解釋道。
他進一步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合作正在把亞太安全推向陣營化軌道。
陳弘說：“日本借防務出口進一步突破戰後約束，推動自身從受保護者轉向輸出者。澳大利亞則打著主權工業能力的旗號，在強化本土建造的同時，更深嵌入美日主導的安全網絡。兩者相互綁定，本質上是在共同強化一個排他性的安全結構，其邏輯不是穩定，而是對抗。這種趨勢的風險正在現實化。它會放大安全困境，一方防禦升級，另一方卻感知為威脅，從而不斷加碼；它會推動軍備競爭常態化，從裝備到體系協同，競爭層層升級；更會提高誤判概率，一旦日澳在作戰體系上趨同，任何摩擦都可能被放大為聯動對抗。更關鍵的是，這種合作嵌入美國推動的小多邊機制之中，本質上是在用小圈子侵蝕地區原有的開放性安全架構。”
本月早些時候，共同社報道稱，高市早苗政府正在醖釀出台的放寬日本武器出口規則方案，其整體內容已經明確。方案主要包括：取消僅出口非戰鬥用途的5類防衛裝備的限制，原則上允許包括殺傷性武器在內的成品出口；對於“被認定為正處於武力衝突的國家”，原則上禁止向其出口武器，但在出於安全保障需要、存在“特殊情況”時，也可作為例外予以批准；此前被視為武器出口“剎車措施”的日本國會參與，將僅停留在事後“通知”層面。
陳弘對此指出，所謂“安全環境惡化”的說法，本身更像一種自我實現的敘事——先通過軍事合作製造緊張，再以緊張為理由繼續擴軍。“威脅被放大、被工具化，最終服務於軍費增長和同盟加固。”他解釋稱。
日本欲為武器出口大幅“鬆綁”的企圖引發各界擔憂和反對。當地時間4月19日，超3萬名日本民眾在位於東京的國會議事堂前集會，抗議高市早苗政府強推修憲、企圖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等破壞和平憲法的動向。
對此，中國外交部在20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日本軍國主義曾對中國和亞洲各國人民犯下殘暴罪行，也給日本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正因如此，日本修憲問題事關戰後國際秩序和日本走向，一直受到國際社會和亞洲鄰國高度關注。然而日方至今未能深刻徹底反思侵略歷史，一些勢力還妄圖美化洗白侵略罪行，推動日本加速“再軍事化”，導致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威脅地區和平穩定，國際社會對此應當高度警惕。
陳弘表示，面對日本擴軍趨勢，中方既不能低估其影響，也不必被其節奏牽引。他說：
“一方面，應持續揭示這種陣營化合作的本質，強調亞太需要的是包容性安全；另一方面，也要穩步提升自身安全能力，防止誤判。同時，通過與地區國家深化合作，對衝對抗性敘事。說到底，問題不在於多了幾艘軍艦，而在於一種危險邏輯正在擴散。也就是用結盟對抗替代共同安全。一旦這一趨勢延續，亞太穩定的基礎將被持續侵蝕，地區只會走向更加緊張與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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