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對日本戰犯的審訊檔案具有重要意義
巴殿君表示，“關於日本搞細菌戰的檔案公開已經不少，但像這樣對日本戰犯審訊檔案的公開還是具有重要意義的。這是對日本二戰罪行的揭露，也是對日本現政府否認二戰反法西斯成果的一記警鐘。”
他指出，結合今天日本的所做所為、日本今天的政局、對70多年前罪行的回避與否定，甚至公開向國際社會挑釁，日本似乎已經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一個戰爭受害者了。因此，公開這樣的審訊檔案不管是對日本軍國主義者還是所有受害國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他說，在剛剛過去的8∙15日本投降日，包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內的日本政壇很多右翼高官公開參拜了供奉著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日本政府和社會對過去侵略歷史的公開否定，也是對二戰成果，或者是，國際法院對日本罪行審判的一種蔑視，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兆頭。
專家進一步表示，公佈這些材料對深受法西斯殘害的人們來說是一個心靈慰藉，是對日本軍國主義者、日本右翼的一個警告，還是對日本愛好和平人士的一種期待。如果日本軍國主義者再次控制日本政壇，這將不僅僅是其他國家人民的災難，也將是日本本國的災難。
日本的軍國主義者並未得到清算
在巴殿君看來，日本的軍國主義者並未得到清算。
他說，由於美國急於把日本打造成反共的前哨，為穩定當時的日本社會，啓用了大量的軍國主義分子，包括像岸信介這樣的戰犯，因此，日本的軍國主義者並未得到清算。這些人，以及他們的後代在日本政壇都有著重要地位，他們對二戰的看法影響著日本社會對二戰的看法，造成東亞社會對日本的不信任。儘管新檔案的公開有利於人們認清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面目，但很難影響日本社會對歷史的認識，尤其是很難促使他們嚴肅反思軍國主義的那段歷史。
巴殿君指出，另一方面，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繼續採取實用主義的做法，針對中俄搞所謂“民主陣營”，日本正是利用了這一點躲在“民主陣營”的外衣下更加肆無忌憚地否認歷史。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想讓日本反省軍國主義的歷史很難。但這些檔案的公開是對日本的反戰力量的支持，也是對日本週邊國家人民的一次教育，使正義的人們更好地瞭解軍國主義者的黑暗歷史，堅定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決心。
與此同時，專家表示，還要看到，美國對日本化學武器發展非常清楚，並有深度的合作，正是他們對軍國主義分子的袒護才造成了今天日本否認二戰的局面。日本利用美國的實用主義，否認侵略歷史的行為造成了日韓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對美國的東亞戰略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反噬。
軍國主義思想仍在繼續傳承
巴殿君認為，日本已經總體走向了偏右道路，軍國主義思想仍在繼續傳承。
他說，“我們都希望日本能反思過去的侵略罪行，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但現在看來日本已經總體走向了偏右的道路，很難對這段歷史有深入的反思。”
他分析道，“第一，日本有意切割歷史記憶，最常用的一個說辭就是：那是上一代的事件，我們這一代不能繼承上一代的歷史包袱，過去的歷史與我們沒有關係。日本人是這麼說的，但他們的實際做法卻是每年都去參拜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戰犯。實質上他們切割的只是責任和反省，而軍國主義思想卻在繼續傳承。第二，就是緊跟美國的價值觀外交，以所謂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外交作為盾牌，抵擋要求清算侵略罪行的壓力，把否定歷史罪行的矛盾轉化為價值觀矛盾。第三，把否認歷史的矛盾轉化為國家安全矛盾。日本在戰後幾十年的時間里一直在做這方面的輿論工作，誰要求他們反省，他們就把誰樹為威脅。要求反省的聲音越大，對日本的安全威脅也就越大。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幾乎把他周邊所有鄰國都當成威脅，而對他批評聲音大一點國家更是被他塑造成了獨裁國家。一個未與軍國主義切割的國家卻站在了維護國際秩序的高度抨擊要求他反省的國家。”
巴殿君最後表示，“目前來看日本的這些手法似乎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我們需要看到，這裡面的關鍵實際上是美國。如果不是他主動抱美國的大腿，而美國又恰好需要他，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局面。因此，僅通過這些歷史文件促使日本反思過去的罪行已經比較困難。”
二戰期間，日本細菌武器的研發及其實驗，包括在活人身上進行實驗，是由日本關東軍第731和100特種部隊進行的。這兩支部隊進行人類感染鼠疫、炭疽、霍亂、傷寒、氣性壞疽等細菌的實驗。大多數感染者死於可怕的痛苦。那些活下來的人遭受反復實驗，最後也被殺死。關東軍從活人身上切下內臟，以便研究感染如何在器官擴散。日本軍人還在人身上進行了其他滅絕人性的實驗，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他們的死亡。
山田乙三1938年1月被任命為駐紮在與蘇聯接壤的滿洲里的第3集團軍司令，1944年起任關東軍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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