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商務部在聲明中指出，中國正利用超級計算機從事高超音速武器所需要的複雜計算。儘管研發超級計算機的企業與解放軍沒有直接關聯，但華盛頓認為，這些技術也可做軍事用途。美國商務部解釋道，受制裁公司可能與中國軍事部門合作。此外，他們還生產軍方可利用的產品。例如，據《華盛頓郵報》報道，芯片製造商飛騰(Phytium)公司與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合作。飛騰芯片可用於超級計算機生產中，沒有芯片，就不可能對高超音速武器和其他現代軍事裝備模型的開發進行複雜計算。
美國商務部決定動用《出口管理條例》，限制出口兩用技術和產品。除飛騰公司外，上海高性能集成電路設計中心、Sunway Microelectronics、國家超級計算濟南中心、國家超級計算深圳中心和國家超級計算無錫中心也被列入黑名單。美國廠家在沒有商務部特殊許可情況下，不能與受制裁公司合作。美國管理部門毫不隱瞞，大多數情況下不會頒發此類許可。正如華盛頓所指出的，目前的限制措施，將大大限制中國公司的發展潛力，因為他們依賴於美國技術。比如，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中方從美國楷登電子（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和新思科技（Synopsys）購買軟件綜合體，從事電子產品自動化設計。美國商務部表示，限制措施已經生效，但不涉及已經發往中國用戶的產品。
看來，拜登政府決定繼續延續特朗普對中國的制裁政策。2019年，特朗普對華為推出類似措施。他在總統任期即將結束之際，動用了《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禁止第三國向華為出口產品，如果這些產品使用了美國技術的話。美國國會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議員邁克爾·麥克考爾(Michael McCaul)指出，此次將中國企業納入黑名單，僅是“一半措施”，因為並沒限制上述公司與其他地區的芯片公司合作。在黑名單公佈前一天，《華盛頓郵報》刊登長文，指出中國超級計算機研發單位和軍方，主要依靠台積電的芯片來生產關鍵電子組件。
儘管美國公司確實掌握半導體研發領域的關鍵性技術，但近年來的芯片生產，主要由兩家公司、即台積電和三星進行。這兩家企業與競爭對手相比，已大大超前，並在先進生產技術方面積累了極其重要的專長。此外，芯片光刻設備是荷蘭ASML公司供應的。對芯片企業來說，中國是巨大的銷售市場，每年進口額高達3000億美元，遠超原油購買支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沈世順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儘管美國有政治上的壓力，但其他國家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國家利益，因此，美國對中國的制裁影響是有限的。他說：
“美國無疑希望盟友能夠配合自己打壓中國的戰略，比如禁止向中國出售先進的科技產品組件，不過這些國家不一定都會站在美國一方，按照美國的指令去行事。畢竟一切都要從國家利益出發，有些國家可能會做些表面功夫，或在言語上表示一下，但是在實際行動方面還是要以國家利益為核心。而且中國實際上也在通過科技合作與這些國家進行交流，總體上人類的發展是需要發達國家間的相互合作，我們在任何領域都尋求共同發展之路。”
多年時間里，中國已在努力實現關鍵領域的獨立性，比如半導體、生物醫療、人工智能和大腦科技，等等。早在2015年，中國已發表了《中國製造-2025》規劃，指出要實現戰略進口替代、使用自己的創新並更新國內關鍵性工業基礎。對中國而言，發展自己的基礎技術一直是全球價值鏈自我提升的先決條件。不久前，中國政府宣佈已根除貧困，考慮到國內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為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保障可持續發展，中國需要創造自己的高附加值產品。專家沈世順指出，鑒於此，美國的制裁，僅是讓中國領導層確信，此前所選路線是正確的，要加快自己的創新發展。他說：
“我認為不僅不會產生負面影響，還會發揮巨大的動力作用。在過去中美打交道的過程中，越是美國封鎖的領域，中國發展得越好，甚至可能比原有的技術還要先進，所以美國的這種限制不會對中國科技的發展造成多少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制裁不限於此。參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指定4月14日舉行聽證會，審議對抗中國的戰略競爭法案。該文件差不多300頁，幾乎涉及中美對抗的所有方向，從科技、軍事到人權。文件提議大大增加與北京競爭的預算支出，擴大美國國外投資委員會授權，並建議在每個部委增設官員，負責與中國對抗問題。
針對美國制裁措施，中國表示堅決抗議。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指出，北京準備採取必要措施，以保護中國科技企業的權利。但他並未確定，將做出哪些回應。根據以往經驗，中國起碼要做出對等回應，或者對美國的攻擊做出更為堅決的表態。歐盟、美國、加拿大和英國對中國疑似有損維族人權官員實施制裁後，北京做出反制裁，而且不僅涉及具體人等，而是包括歐盟的一系列政治機構，甚至還包括一些專家分析機構。即使此次中方保持克制，美國商界因與華為合作受限已在遭受重大損失。特朗普對華為推出首批制裁後，據統計，美國公司年度收入減少超過100億美元，這是華為購買美國產品的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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