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的專業技能和豐富的經驗使張振利律師獲得了很高的聲譽。 2019年12月，張振利律師前往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處理一起企業間仲裁案。案件是關於中白企業間買賣玉米聯合收割機產生的爭端。中國企業向白方購買了機械，依據雙方簽訂的補充協議，可以在賣出設備之後將收入轉給白方，而白方則根據白俄羅斯外貿結算不能超過180天的規定要求中方立即付款。這場爭執的根源歸根結底還是兩國的法律規定和政策不同，兩國企業依據各國的法律法規行事，產生了不同的意見和衝突。那麼，中國的法律和俄語國家的法律有多少差別，差別在哪裡？張振利律師給我們予以講解：
“差異應該說確實挺多的。俄羅斯法律總體上來說比中國法律要先進。因為俄羅斯的《民法典》七編都已經出完了，就是整個《民法典》都出完了。《民法典》代表民事立法最高水平，而俄羅斯的《民法典》是世界大國裡面最新的，06年最後一卷也出齊了，而且還有項創新：把《婚姻家庭法》放裡邊了，把《繼承法》也放裡邊了，最重要的是把《知識產權法》也放裡邊了。這實際上對中國影響挺大的。中國現在正在探討《民法典》，提出知識產權是不可以列入《民法典》里的，但它是一項民事權利。比如知識產權轉讓或者許可都是要收取費用的，它是以財產為標誌的。另一方面，俄羅斯的法律規定比較詳細。一頁或者兩頁紙都是同一個法條，這樣更改就比較頻繁，所以俄羅斯法律變更得非常快，有時候一天會變兩次。但是也不是大變，法律原則、基本精神不會變，可能僅僅是一個術語變了，或者一個說法變了。中國從80年代開始準備立法，那時候立法的思想、精神就是’宜粗不宜細’，因為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前是計劃經濟，現在是向市場經濟過渡。市場經濟的東西中國人沒接觸過，制定法條的時候如果規定得很細的話，也不知道規定得對不對，好不好，所以我們先模糊地規定一些，生活中再慢慢地試驗，摸著石頭過河。如果規定得太粗，一部法律沒法實施。所以每次中國出台一部新法律，必須要有配套法規，配套法規一般指實施細則，或者是司法解釋。”
“2010年中國某著名礦業企業的那個案子就是，該企業在04年、05年到俄羅斯的哈巴羅夫斯克做一個金礦。他們和俄方的比例是50%對50%的股比，一開始做勘探，勘探主要是投錢。但是到了08年之後，金融危機對俄羅斯的企業影響挺大的，好多企業突然就沒錢了。和中方合作的那個企業呢，也是當地的一家龍頭企業，叫阿穆爾公司。當時俄方沒錢了，那中方也沒法出錢。當時阿穆爾公司內部也發生一些變化，公司的人全都換了。這中間過程還挺曲折的。公司里規定股本是50對50，董事會8個人，也是4對4。對方就提出，公司的章程違法了，董事會是8個人，按照俄羅斯的法律規定，應該是單數，改成7個吧。於是俄方說了，公司在俄羅斯，我們得佔4個，中方說這樣也行，但我們得當董事長。但是，俄羅斯公司法里的董事長不像中國的董事長，中國的董事長一般是法定代表人，而在俄羅斯，董事長並沒有甚麼實權。雙方按約定修改章程，俄方4名，中方3名，中方是董事長。之後俄方就提出召開第一屆董事會，議題首先就是罷免董事長。俄方的做法從法律層面講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最後俄方和中方商量說，要不你們就退出吧，我們賠一些錢。最後賠的錢差不多是中方投資的一半，因此可以說，投資失敗了。雙方和解了，就退出，官司也就不打了。”
這一案例也是由於兩國法律規定的不同造成的。在這場分歧中，主要存在兩個法律認識上的差異：首先，對董事長權限的界定不同——在俄羅斯，公司的董事長只負責召集董事會，而在中國，董事長有很大的權力，也經常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次，對礦業證是否是一項財產的理解不同，俄羅斯方面認為它不是一項財產，不能轉讓或買賣，子公司從母公司獲取礦權證，只需重新辦理即可，而中國方面則認為礦業證是財產的一種，可以買賣。 中國企業到俄投資，往往會在當地成立合資公司。
合資公司若在俄羅斯境內成立，必然就要根據當地的法律行事。中國的企業界人士若沒有研究當地法律法規，或者向資深的律師咨詢，想當然地按照中國的規定去理解，就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類似的困境。然而，張律師介紹說，目前仍然有很多中國企業在這方面的意識比較淡薄，直到出現問題，才認識到向法律顧問咨詢的重要性。大型的央企、國企法律意識相對高一些，據張律師介紹，政府要求大型企業在做任何投資決策之前都要進行法律風險分析，投資失敗的話會追究決策人的責任，而一些中小企業往往不會這樣做。
“中小企業和國企相比更不喜歡用律師，中小企業的投資一般比較少，船小好調頭，賺了就賺了，賠了就賠了。中小企業對律師也不是特別的信任。”
提到未來幾年中俄企業間的發展趨勢，張律師認為，未來中國對俄語國家的投資速度可能會有所放緩。不過近年來隨著中俄關係升溫，有相當數量的合作項目正在進行，近一兩年內，累積的矛盾和問題也許會集中爆發出來。 可以說，缺乏法律意識同中國企業在俄投資碰壁有著密切的關聯。然而從這些失敗的案例中也可以尋找其積極意義，為今後的對外投資提供有益的經驗教訓。中國企業漸漸開始意識到法律研究對於開展貿易投資的重要性。中國政法大學於2003年成立了俄羅斯法律研究中心，致力於研究俄羅斯的法律體系，翻譯出版了《俄羅斯聯邦民法典》、《俄羅斯聯邦公司法》、《俄羅斯聯邦經濟特區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和與經濟、環保、林業、高新產業和涉外相關的法規，這些都成為從事對俄貿易的法律指導文件。 此外，近年來，中國政府鼓勵中國律所隨著中國企業一塊“走出去”，在國外建立分所，為在當地開展貿易和投資的企業提供法律服務和境外權益保障。
“政府對這個方面也比較重視。從16、17年就開始讓中國的律所’走出去’，以前的話中國（在國外）還沒有律師，只能用國際所，比如美國、英國的國際大所。（現在）既然中國有律師的話，就讓中國的律師跟著國企一起走出去，所以17年我就隨北京律協的考察團考察國外，主要是俄羅斯和白俄羅斯。19年年初，司法部和全國律協提出一個任務，即如何鼓勵中國律所到國外去開分所。當時就分了任務，新疆律協負責中亞五國，北京負責俄羅斯，上海負責美國， 廣東負責東南亞。必須做出報告，一份關於中國駐外的企業對法律的需求，一份關於中國的律師在國外的服務情況。12月9號和10號，中國主辦的首屆世界律師論壇在廣州開幕，請了好多國家的司法部長，探討了很多問題。趨勢就是“一帶一路”為中國企業服務以及各個國家建立律師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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