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和支持其破除舊模式的支持者們佔了上風，由此啓動具有重大意義的變革：放棄中共將階級鬥爭當做首選方向政策、把向經濟建設過渡看成是主要任務。大規模經濟改革措施逐漸展開，這不僅改變了中國的面貌，而且也改變了世界資源分配和全球工業結構。
在中俄學術討論框架下，回顧40年前前所未有的成功經濟改革具有特別的意義。眾所周知，過去有關俄羅斯採納部分中國經驗的議題討論過多次，甚至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以及蘇聯解體新俄羅斯誕生之後。
遺憾的是，此類辯論並未帶來正面的實際結果。蘇聯最後若干年里和新俄羅斯時期的主流經濟學家和整個政治經濟精英團體，幾乎沒有任何懷疑和爭論地相信所謂的“休克療法”的主要教條，對中國經驗，如果不是懷疑，起碼認為對我們來說是不適合的。原因之一是，認為中國改革是中國的改革，即社會主義特色改革。而且，很多俄羅斯專家對在俄羅斯搞社會主義試驗持負面態度，認為永遠都不會再回到社會主義時期了。而另一些人關注的是，中國改革是在另一種條件下啓動的，與俄羅斯的不同。其中，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在工業方面的發達程度低，農村人口多，城市化並未完成。有意思的是，當時的俄羅斯討論者們對“東亞發展模式”欣羨不已（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
值得一提的是，亞非學院舉行的會議上，對話觀點並非一致。在俄羅斯，另類思考方式的專家有關“中國模式”的更為寬泛的理解度，不能不得到足夠的評價。俄羅斯參會的大專家，比如俄聯邦總統顧問謝爾蓋·格拉吉耶夫院士和莫斯科大學經濟系主任亞歷山大·阿烏章在演講中也指出了這點。有意思的是，這兩位學者在俄羅斯經濟學界屬於完全不同的學派，但他們對中國改革的興趣都非常大。林毅夫教授和謝爾蓋·格拉吉耶夫院士的觀點更為接近，他們認為不要神化市場和利潤，反對貨幣政策優先等等。他們強調國家在刺激經濟和技術突破方面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
林毅夫強調，每個國家，在為自己制定保障經濟持續發展和現代化方面，都有在一兩代人期間完成進入中高等收入國家俱樂部目標的潛力。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私企制定自己的“任務”，讓它們向該國集中相對優勢的方向前進，目的是將這些領域變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領域。為實現這一效果，必須在思想方面做根本性的轉變。如果說，發展中國家從前的改革家們，以最發達國家和富裕國家為樣板（通常是失敗的結果），那麼，“新結構經濟”的要點在於，應仔細分析本國經濟的比較優勢，重視國家的協調作用，最大限度地減少交易成本，如此可將相應的領域變成增長點，並培育自己的強競爭力領域。
總體來說，中俄會議的很多參加者們都強調，本次研討過程中的坦誠和迫切性，使對話非同尋常。期望在一定條件下，此類會議將定期舉行。
會議期間得到關注的還有現階段改革的特性問題。與會者們討論了固有模式潛力漸失所帶來的挑戰和問題，以及去年貿易戰所引起的中美關係激化問題。俄羅斯現在也同樣遭受來自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制裁壓力。客觀說，這提高了中俄鞏固關係的迫切性。對於處於歷史轉折點的兩個偉大鄰國來說，相互仔細研究改革經驗，在各個層面坦誠對話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給雙方找到繼續改革和發展雙邊合作帶來可能性，同時，在世界經濟發展動蕩和全球競爭極其激烈情況下，還可使中俄在世界上更好地為自己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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