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俄羅斯：為何暫時還不需要軍事聯盟？
對於俄羅斯和中國來說，2014年是多事之秋。莫斯科遭遇烏克蘭危機、西方制裁和外匯匯率波動。而北京則因向創新發展模式過渡而面臨GDP增速放緩（從10%降到7%）。對外，與日本、越南以及本地區其它國家在東海和南海的領土之爭依然火藥味十足。
在此背景下，兩國領袖互動頻繁。一年中，普京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在不同場合舉行會晤：1月末的索契冬奧會開幕式、11月份在北京的APEC峰會。而5月份的上海之行，更成
普京與習近平會晤是在烏克蘭危機加劇、西方對俄經濟制裁不斷推出的背景下進行的。毫無疑問，這一點對兩國關係的日程添上了濃重的一筆。和西方關係惡化，迫使俄羅斯加快“向東轉向”的進程。而這一進程的首先點是中國。從某種程度看，在上海達成的共識，標誌著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在強化亞洲因素。
一些觀察家甚至談及，中俄兩國要在西方國家的背後打造某種被華盛頓和布魯塞爾忽略了的政治軍事聯盟。但兩國領袖隨後的見面對此進行了澄清：暫時不準備構建新的“中俄大二角”。莫斯科和北京認為，目前的戰略夥伴關係，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功能上都完全符合各方利益。
確實，中國一些接近領導層的專家經常說起，在一定的條件下，這種合作模式可以很快地、順利地轉化為聯盟關係。一些俄羅斯專家也強調，有必要充實2001年簽署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這份基礎性文件。主要涉及的內容是第九章：有關一方遭到他國入侵中俄兩國的的磋商機制問題。
上合組織 — 絲綢之路是中俄兩國的障礙還是潛力？
2014年，習近平的歐亞政策已經成為當前夥伴關係的新的現實。而且，這種現實完全可以和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傳統利益相容互通。事實上，中國領袖2013年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理念，目前也正成為中俄兩國在歐亞大陸上的新的相互協作格式。也就是說，北京和莫斯科都想通過某種方式使“絲綢之路”與歐亞經濟聯盟彼此適應。
與此同時，不應忘記，在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這兩個相對較新的項目之間還存在著上合組織這樣的老項目。對後者，中國似乎變得冷淡起來。北京對2003年通過的《上海合作組織多邊經貿合作綱要》落實緩慢感到不滿。按照綱要規定，應在2020年前實現商品、資本和服務的自由流通。但這份文件卻停在了紙上。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的建立也遙遙無期。而且，2014年的杜尚別峰會也未能解決積存下來的經濟問題。當然，上合組織的擴大露出了曙光。可以期待，俄羅斯在2015年任輪值國主席期間，印度和巴基斯坦將成為該組織的正式成員國。
由此，中俄在歐亞大陸上的關係出現了更為寬泛的內涵和動力。前景上，將三大項目彼此兼容，為利用中國豐富資源（投資、運輸和技術）以便發展歐亞經濟聯盟、激活上合組織帶來了客觀的可能。顯而易見的是，這些項目的發展與拉近，主要取決於中俄關係格局。
西伯利亞和遠東：中俄一體化區域？
在東亞地區，中俄兩國相互協作的方向之一是跨境合作。2014年，這方面從“死點”位置挪動了。雙方簽署了一系列投資合作協議，開始修建阿穆爾河鐵路大橋。中國商界對參與遠東超前發展區的建設表示出興趣。
值得指出的是，中方一直在談及俄羅斯為中國商界提供特別優惠條件、擴大進入能源綜合體權限並最終創建中俄經濟發展區這樣的意願。當然，此類倡議還需仔細研究和進一步加工。
亞太地區·安全與“俄蒙中”新三角
另一個重要方向是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及構建一體化發展區域。11月份在北京召開的APEC峰會也正是圍繞這一主題。峰會顯示，北京在亞洲一體化方面正成為非正式的領袖。同時，峰會也昭示出中美兩國在亞洲一體化方面存在不和諧音。要知道，華盛頓極力推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項目恰恰與中國、甚至與APEC的利益相悖。不得不承認，俄羅斯在參與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暫時是有局限性的。
然而，在打造“俄羅斯·蒙古國·中國”新型地區三角關係方面，莫斯科卻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杜尚別上合組織峰會期間，這種三邊關係的建立得到了確認。毋庸置疑，該機制在投資、三邊貿易協作、新運輸走廊的建設方面擁有巨大的潛力。也許，在東北亞還會創建新的自由貿易區。不排除，各方要把“俄蒙中”三角項目與絲綢之路、上合組織和歐亞經濟聯盟項目相互銜接。
不管怎樣，任何項目的落實，都取決於亞洲地區局勢的穩定程度。風險要素中包括：領土爭端、阿富汗局勢的多變性、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猖獗、毒品走私、海盜和跨境犯罪。但更為主要的危險在於本地區不斷增長的軍事化。而且，這種趨勢在美國決定“重返亞洲”後愈演愈烈。看來，中俄應激活在亞洲地區建立亞太全面安全體系的理念。其中的關鍵點是平等和安全的不可分割原則、不動用武裝力量、不威脅使用武力、不支持推翻他國政府的任何行徑以及對穩定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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