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一次會晤記憶猶新。1969年9月11日，按照蘇聯方面的倡議，中蘇兩國領導人在極端緊張的背景下舉行了會晤。這次會晤被安排在北京機場，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柯西金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舉行了頗為艱苦的談判。
在飛行跑道上，周恩來迎接柯西金。可以說，在中國領導人中，我對周恩來有著最為友善的、充滿人情味的感覺。顧達壽回憶道。1952年12月，在哈爾濱，我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當時我是中長鐵路的翻譯。周總理來到哈爾濱，參加蘇聯將自己在中長鐵路的股份和所有物資移交給中方的隆重儀式。周恩來聲望隆裕但又是那麼的簡單而又容易接近。我認為，在中國的領導人當中，他是最富藝術的外交家。甚至在上世紀60年代，當中蘇關係頗為緊張之時，他在與蘇聯領導人和外交官舉行會晤時，還總是彬彬有禮、舉止得體，沒有顯示過像毛澤東、陳毅或其他領導人所做出的那樣令人難堪和輕蔑性的口味或行為。
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和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舉行了會晤。首先，柯西金介紹了自己來中國訪問的緣由。他說，有必要盡快克服兩黨之間現存的分歧，使兩國關係正常化。
周恩來沒有就柯西金的表述進行爭執，他主要強調，應關注兩國之間的邊界問題。與此同時，周恩來還不止一次地重復，在中蘇邊界存在有爭議地段，蘇方應承認這一點。柯西金不否認，在中蘇兩國地圖邊界線上有差異之處。但他認為，關於邊界地區爭議地段這些具體問題，應在專家組層面在對所有文件進行全面和細緻的研究後來解決。目前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恢復兩國之間的正常化。
但周恩來堅持己見。這樣，柯西金處於一種困難的境地。他無法說服周恩來接受蘇方的提議。也就是說，首先使兩國關係正常化，然後再逐步解決邊界問題。
兩國總理的會晤陷入僵局，沒能達成任何協議、也沒能簽署任何正式文件。我認為，當時的翻譯顧達壽回憶道，柯西金沒有想到，與周恩來的會晤和談判幾乎沒有任何結果。
與周恩來總理會晤後，在我們乘坐飛機返回蘇聯的路上，柯西金邀請我到他的機艙，詢問我對談判的意見。我回答說，毫無疑問，談判是有益處的。起碼，我們明白了，兩國之間發生衝突的原因，按照中方的提法是邊界問題。我們可以認為，中方把解決邊界問題看成是弱化兩國關係緊張的前提。也許，這次會晤能夠幫助找到解決蘇聯和中國之間停止衝突問題的途徑。
柯西金說，一些中國問題專家似乎帶著有色眼鏡來看待內外政策，但他認為我的看法並不正確。沈默一會後，他補充說，周恩來的一些想法是完全理性的，中方的具體行動很快表明，中國人要達到甚麼目的，我們將明白他們的真實意圖。
總的來說，柯西金與周恩來的會晤還是帶來了一系列正面的結果。根據達成的共識，1969年10月19日，中蘇之間的邊界問題談判恢復了。雙方都力圖實現雙邊關係的正常化，在這一方向互做讓步並為此付出努力。從這點可以看出，蘇聯總理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對於蘇聯和中國來說，在北京機場的會晤，為兩國之間關係的正常化啓開了塵封了的大門。儘管邊界狀態依然如故，但濃濃的火藥味再也聞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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